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最近談及「愛國者治港」，進一步提高了「愛國」的門欄，即愛國必須愛黨，聲稱中共是一國兩制方針的創立者和領導者，「一個人如果聲稱擁護一國兩制，卻反對一國兩制的創立者和領導者，那豈不是自相矛盾？」與愛黨精神相脗合，早前亦有香港新恒基集團總裁高敬德和香港榮利集團董事局主席盧文端分別撰文論述香港必須「去反共化」。夏寶龍主任的論述重點是如何「治港」，其實是在為人大修改香港選舉規則進行輿論宣傳，而高、盧兩文更加高調，主張「法律層面、建制架構、意識形態、學校教育等方面全面『去反共化』」，兩位建制派大佬改變香港政治和文化生態的心情如此徹底和逼切，但恐怕只是一廂情願。
「反共化」或者說「去共化」已成世界趨勢，上世紀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就是明證。「去共化」其實有兩層含義：一是去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化，二是去共產黨「一黨專政」化，即便是與中國類似政體的俄羅斯和北韓都已表示了這種「去共化」立場。去年俄羅斯修憲，普京在接受國家電視台採訪時，聲稱這次憲法修改的核心是「避免蘇共帶來的災難重演」，因為「如果黨掌管着一切，這實際上是把一個政黨的命運和利益與整個國家的利益強行綑綁到了一起」。而北韓亦於2009年4月修憲，刪除了共產主義的內容，2010年9月，北韓勞動黨修改黨章，徹底刪除了有關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內容，而換之以所謂「主體思想」和「先軍政治」。
嚴格來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果，也與「去共化」分不開。如今的「中國模式」被外界普遍認為是強勢集權政府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合的過程，謂之為國家資本主義。在這個過程中，究竟是中共還是資本主義在起主導作用？很多人說中國取得的高增長成就，是中共強勢領導的結果，也有人說是「來自於市場化、企業家精神和西方300年的技術積累」，而不能「歸功於強力的政府干預」（北大教授張維迎）。誰對誰錯？我們需要回答一個問題：為甚麼改革開放前，中共比現在要強勢得多，卻導致了政治閉塞、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後果？
高盧二文中提到「反共化」缺乏「正當性」，這裏的「正當性」（Legitimacy）其實有兩層涵義：一是價值觀的「正當性」，二是法律程式「合法性」。很顯然，香港是一個國際都市，不可能不受國際普世價值影響，全世界都在「去共化」，叫我如何去愛黨？但中共一黨主導立法，要在法律制度上做到夏寶龍所說的保障「愛國者治港」其實不難。難就難在要在Legitimacy的上述兩層涵義上交換理解和操作，容易引起混亂，甚至連特首都會糊塗起來。
2014年12月7日，前特首梁振英在回答記者提出的「愛國愛港」問題時聲稱：「愛國愛港」是天經地義的，「而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並不屬於任何政黨，這個亦是我們法例的明文要求，因此，他不需要愛黨」。現任特首林鄭月娥2013年12月在她作為政務司司長回答有關政改諮詢問題時，也說過「愛國是基本上是要愛民族、支持一國兩制、愛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無說過愛國就要愛黨。」
嗚呼，愛國愛港是否必須愛黨？港人的處境是何等難堪：既要面對國際社會對「去共化」價值正當性的肯定，又要符合中央對「愛黨」合法性的苦心維護。連香港特首們都不敢在「愛國愛港」問題上明言「愛黨」，又如何能讓廣大港人「去反共化」呢？對中央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後，能否選出一個公開宣稱「愛黨」的新特首，我們拭目以待。
沈舟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