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0日，星期日，南方報業集團值班的員工走進食堂時嚇了一大跳：平常空空蕩蕩的餐廳裏，密密麻麻地擠滿了武警。這是中國「茉莉花革命」啟動日。借北非突尼斯、埃及等地爆發民主運動之勢，網絡匿名發起者號召中國人上街聚會抗議，要求民主自由。發起者在中國多個城市指定了集會地點，「南方報業門口」是其中之一。發起者稱，此後該活動將於每個星期日下午2時在各城市人流最多地點或是中心廣場進行。
當日下午，在北京集會點王府井麥當勞店門前，出現上百位抗議者。比抗議者人數更多的是中外記者和中國警察。上千名警察圍堵現場，抓捕了一些抗議者，驅散了人群。這是這場「革命」中最大的抗議現場。中國政府對一條網絡資訊的大動干戈。在政治高壓之下，南方報業門口等指定地點很少或者沒有人聚集。但是，當局仍然佈置了大批警力嚴陣以待，各地還展開了對人權律師和異議人士的大抓捕行動，上百人先後被拘捕。其中包括知名的律師滕彪、作家冉雲飛、藝術家艾未未。
儘管這些人都不是「茉莉花革命」發起者，對發起者、發起過程也不知情，但大多遭受審訊、威脅和酷刑。有些人士還被長時間拘押。
當時我剛剛被要求離開工作了十年的南方報業集團。2008年，因為在FT中文網發表一篇討論西藏問題的文章，引發一場關於普世價值激烈討論。我先被調離《南都周刊》副總編，隨後又被禁止發表文章，宣傳部門仍不滿意，2010年要求南方報業和我終止工作合同。
中國茉莉花革命爆發之時，我在香港浸會大學做訪問學者。每個周末，我都回廣州和家人團聚。3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消息說：你也在名單上，不要回來了。這讓我左右為難。如果我不相信這個警告，周末照例回家，可能會遭遇拘捕、酷刑甚至牢獄之災；如果我相信它，那麼再也不能回家了，從此流亡在外嗎？當時，我的女兒才一歲多，我難以接受不能陪伴她成長。
猶豫之際，法國文化部邀請我去巴黎出席活動。於是，那個周末我飛往巴黎，和中國作家余華、學者展江和于建嶸一起，參加了一場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會。大約正當我在巴黎的討論會上發言時，中國警察去了我家。那個讓我猶豫不決的警告得到了證實。來自法國文化部臨時的邀請，讓我躲過了這次拘捕。
這場並沒有真正發生的「中國茉莉花革命」，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迹。從那以後，至今十年，我再也沒有回到中國。我在香港和同道創辦了《陽光時務》時事周刊，深度報道中國政治、社會和文化新聞。由於它的政治立場，一些同事被來自中國內地的警方約「喝茶」，甚至家人受到騷擾。出版人陳平遭到不明人士持棒襲擊。
我作為該周刊的主編，在申請香港工作簽證的過程中，遭到入境事務處一再刁難，拒絕批准。作為中國護照的持有人，我每次入境只能在香港逗留七日。為此，我每個周末都飛往馬來西亞、印尼、柬埔寨等地「度假」。幾周之後，即便願意繼續付出如此昂貴的成本，我也被告知不能再回香港。
2011年7月，我接受伯爾基金會邀請，從柬埔寨飛往德國，以「伯爾小屋」訪問作家身份在德國西部鄉村避居一年。該項目結束之後，我繼續留居德國。2012年秋天，中國警方通過中間人帶話，聲稱發生了一場誤會，希望我回去。被我拒絕之後，再次帶話表示理解，希望能和他們在新加坡晤談。我再次拒絕。
2021年2月20日，「中國茉莉花革命」發動10周年，流亡海外的中國民主活動人士周鋒鎖、滕彪等人在新型社交媒體Clubhouse 上發起了紀念交流會。我在會上第一次公開談論了自己的這一段經歷。
長平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