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亞洲各國都有他們的電影事業。日本有五大公司：東寶、松竹、大映、東映和日活。香港以邵氏最雄厚，台灣、菲律賓、印尼、新加坡各有電影製作。另一支大勢力，是南韓的申相玉的申氏公司。
幾位大老闆一齊吃飯時說，不如來一個「亞洲影展」，可以互相交流，主要還是買賣，當成一個電影市場，一拍即合。
影展從此在東南亞的各大都市舉行，日本人最為熱心，出錢出力地辦了多屆，他們的製作水準當年最高，要真正競選的話，獎狀一定全部給他們包辦，但五大公司志在賣版權，誰得獎都行。
各國派出一至二名評審員。一年，六先生忽向我說：「新加坡的評審，今年由你擔任。」
「什麼？我有什麼資格？」我問。
「你在學校時寫過影評在報紙上發表過，憑這一點，你就能夠。我說行，你就行。」他說。
其實，六先生要我當成一份子，主要的還有一個重大任務，那就是暗中和各國評審聯絡感情，影響他們在給分數時的決定。
「要怎麼做才好呢？」我問。
「到時鄒文懷會教你的。」他回答。
「我會替你準備些禮物。」鄒先生說。
什麼禮物呢？就是黃金的勞力士手錶，就是香港人所謂的金勞了，當年價值不菲，每個男人都想擁有，事前鄒先生買了一批給我，我就把金勞一個個送給各國評審。
也不是每一位都貪心，有些很正直，不受引誘，金勞要送誰？那就要看人了。怎麼看？從吃自助餐時就可以觀察，吃不完也要盡量多拿的，即可收買。
另外有一套評分的計算，最高為十分，一般評審給分數，自己喜歡的電影或演員，給個七八分，不喜歡的給四五分，有一骯髒招數，就是給要得獎的對象十分，給不想讓對方得獎的零分，這麼一來，就可以一下子把分數拉高。
這一招很有用，後來我當「料理的鐵人」的評審時，電視台方面當然不想挑戰者贏，就和自己請來的評審講好，讓鐵人得獎，我為了公平，如果挑戰者的技巧突出的話，我一下子便給十分，鐵人則給零分，那麼一來就能讓挑戰者贏。不過魔高一丈，本來出三名評判的，後來增加成五名，我就變成了少數。電視台節目不過是娛樂觀眾，我也不在乎了，當成一場遊戲，亞洲影展也是如此。
當亞洲影展評審時，我還是日本大學藝術部映畫科的學生，同一間大學的教授也當了日方評審，出席大會他一直瞪着我，認不得是誰，問說什麼地方遇見過你？我只是微笑不語。
另一位評審叫熊式一，在影藝圈頗有聲名，也曾經組織過劇團公演他編的戲劇。熊式一人長得極為矮小，喜穿一件長衫，又愛去拖女明星的手，有一年在漢城舉行，他人不見了，怎麼找也找不到，我年輕口無遮攔，叫工作人員到韓國女明星的裙子裏面去找。
同年的評審有來自香港的劉大林，他主編最有實力的《亞洲雜誌Asia Magazine》，我和他最談得來。我們被申相玉請去伎生派對，伎生是韓國的藝妓，不賣身的。劉大林是中國和俄國的混血兒，但一點也沒有洋人相，只是眼睛碧綠，那些伎生都紛紛被那對綠眼迷住，自動獻身，我就沒有那個福份了。
同是混血兒的有胡燕妮，她剛簽約，就被公司派來走紅地毯，她實在美艷得令人震撼，我陪她走上大會的梯階時，各國所有的女明星都停下來轉頭去看她。男人看女人理所當然，但惹得美女也看美女，是真的漂亮得厲害。
我一連當了好幾屆的評審，熟能生巧。大家爭得最厲害的是男女主角獎，當年的獎狀雖然也沒什麼公信力，但是作為上映時的宣傳，是的確有助於票房的，各國都爭着要這些獎狀。
其實什麼獎都是分豬肉，香港有了女主角獎，男的就要給台灣或韓國，其他就分給印尼或菲律賓。任何國家一得獎，在頒獎時樂隊都伴奏國歌，既然大家都不談政治，台灣以《梅花》來代替，香港也難搞，還沒歸還之前難道要奏《天佑女皇》？樂隊很聰明地奏了《愛情至上》。
在武俠和功夫片尚未當道的年代，所有國家拍的多數是哭哭啼啼的文藝片，不是男主角患癌就是女主角肺癆，各種死法，無奇不有，我在背後說壞話：那不是亞洲影展，是亞洲醫院展。
一年，我佈局好了，台灣評審也收了禮物，結果這兩個陰陰濕濕的影評人出賣了我，把獎狀分給了自己地方的電影，我人生第一次遭受背叛，才知人心險惡，沒有把任務完成，沮喪得很。
六先生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道：「不必太過介意，明年記得除了金勞之外，準備多幾個愛馬士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