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上周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時，提出政府將立法打擊虛假訊息，隨即在社會上惹起很大迴響，擔憂言論及新聞自由將會受到更嚴厲的打壓。
這令筆者憶起一件往事。自1984年《聯合聲明》簽訂後，港英政府便着手推進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1985年於立法局引入選舉，還積極取消一些打壓人權與自由的法例。霍德在1986年剛上任為布政司（現稱政務司司長）後，即提出《1986年刊物管制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廢除條例內所有涉及管制及查禁本地報刊的條文，主動削弱政府箝制新聞自由的權力，但唯獨把第6條的「虛假消息」保留，納入《公安條例》增訂為第27條，「任何人士發佈虛假消息，而該消息可能會引起市民或部份市民恐慌」，即屬違法，而且一旦遭起訴，被告人更有責任證明自己並非蓄意發放虛假消息。
當時政府快刀斬亂麻，由公佈修訂條文到恢復二讀，不足一周。可是，不單大律師公會、律師會及各新聞工作者團體紛紛提出反對，更罕有地有41位政府律師和註冊主任聯署請願信，要求押後二讀，但政府一意孤行。立法局進行二讀時，筆者力陳第27條的弊端，指出牽涉到政府的機密消息，許多時都很難查證，傳媒必須在公眾知情權與失實報道之間作出取捨，一旦罰則過重，公眾知情權就會被犧牲。我以拖垮美國尼克遜政府的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為例，如果美國當時有跟第27條相似的法例，那麼只要總統矢口否認，揭露事件的兩位《華盛頓郵報》記者，早已被控發放虛假消息而坐牢，真相肯定石沉大海。
當日的立法局會議開創了兩項紀錄，就是辯論時間最長，總共用上8小時；以及我作出了長達1小時10分鐘的發言。不過，在立法局佔多數的委任議員，還是通過該條例草案。
幾天後，筆者相約霍德會面。甫見面，他即諷刺地說：「你真的很厲害，竟能在短時間內組織一個如此具規模的反對行動。」我說：「這非我一人可做到。因為反對者不是支持我，而是法例真的不妥。既然政府希望在回歸前刪除惡法，以保障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又何必保留第27條呢？」霍德聽罷，看來有點兒被我說服了。他說：「現在米已成炊，總不能朝令夕改，待立法局在88年換屆後，再作修訂吧！」其後，政府果然於1988年12月14日提出撤銷第27條，翌年1月11日獲立法局通過。
向來利用謊言來誤導公眾的，通常都是當權者。而在極權社會，更是只有政府才擁有「真相」的話語權，名義上為杜絕虛假消息訂立的法例，卻勢必淪為打壓異己的工具。那些追尋真相者和吹哨人反而會被誣告、遭逼迫，重則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被剝奪自由，輕者也會被污名化，甚或丟掉工作。本月7日，是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逝世一周年，他初時也被誣陷為「造謠者」，後來官方才為他洗脫，追授他為烈士。然而，國內尚有些對外披露疫情真相的人士，被消失、被囚禁……試問港人又豈能不擔心，政府就打擊虛假消息立法，旨在排除異見，迫令香港社會噤聲呢？
我們只能希望有奇蹟出現，令政府不提出條例草案，因為一旦通過了，就肯定不會有如霍德般的人，會主動撥亂反正。
李柱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