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黎智英一方在聆訊中指，國安法不能凌駕《基本法》或《人權法》，提醒法庭若將保釋條文詮釋為「被告須自證為何應取得保釋」，等同削弱其可享受的憲法權利。判詞反駁，有關說法等同憲法挑戰，表明本港法院並無司法管轄權審核國安法是否違憲，保釋與否亦不涉及舉證責任。
終院在判詞中花費不少篇幅交代訂立國安法並於香港實施的情況，強調法庭詮釋條文時，必須考慮立法背景和目的。判詞提到，特區政府2003年經廣泛諮詢後，曾草擬涉及國家安全的《基本法》第23條法例，最終因政治反對而拉倒，惟基於連月來公眾秩序受到嚴重和持續擾亂，中、港政府的權威受挑戰，中央認為未就維護國家安全立法不可接受，決定親自立法。
黎智英一方在聆訊中提醒法庭，若將保釋條文詮釋為「被告須自證為何應取得保釋」，等同削弱其可享受的憲法權利，包括無罪假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及自由權（right to liberty）。但判詞指，保釋與否亦不涉及舉證責任解釋；另外，根據「吳嘉玲案」，人大及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以及相關程序所行使的任何權力，包括訂立國安法，不容本港法院質疑；本港法院無權裁定國安法任何條文因與《基本法》或《人權法》相違背而違憲或無效，然而「這絕非是說人權、自由和法治價值並不適用」。
判詞強調，國安法第4及第5條明文規定，法庭詮釋及引用國安法時，在盡可能的情況下必須尊重和保障人權，這些保障構成詮釋國安法條文的脈絡，整套法律須連貫考慮，惟第42條所構成的特別情況則屬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