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十九世紀的標準》談到梁啟超之斥徐志摩一再棄妻別娶。或曰：「梁氏所言固是，惟彼流亡期間，亦曾另結新歡，似乎言行相悖。」這當然是指梁啟超與何惠珍那段戀情。
一八九一年，梁十九歲，迎娶二十三歲的李惠仙；一八九八年，助光緒帝革新失敗，逃亡日本；次年，赴檀香山，為剛成立的保皇會籌款。當時他才二十六歲，名滿天下，在檀香山演講，到處轟動，為他擔任英語翻譯的何惠珍年方二十，對這位俊朗才子更是一見傾心，直言「我今生今世，心中唯有先生」，遭梁啟超以「家有糟糠」為由拒絕，卻因此更佩服其人格，教父親藉詞捐款，設宴款待梁啟超，席上表明願意作妾。梁啟超至此也幾乎把持不住，有《紀事》詩說：「眼中既已無男子，獨有青睞到小生。如此深恩安可負，當筵我幾欲卿卿。」他致函在日本的妻子說：「思念惠珍，生出愛戀之念來，幾乎不能自持。不知惠仙聞此事將笑我乎，抑或惱我乎？」不料李惠仙答以《關睢》一詩，甘願玉成其事。梁啟超另一首《紀事》詩也有提及：「昨夜閨中遠寄詩，殷勤勸進問佳期。綠章為報通明使，那有閑情似舊時。」李惠仙之大度，無疑令梁更加慚愧。他終於跳出慾海。
一九二四年，李惠仙病逝，何惠珍聞信，自檀香山赴北京，求續前緣，再遭梁啟超拒絕。這是「發乎情，止乎禮」的故事，與徐志摩、孫文等比較，相去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