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家江青寫長文回憶傅聰，提到他們曾一起為提名魏京生參選諾貝爾和平獎奔走，又提到傅聰曾為北京六四學生運動焦心，使我們看到傅聰的另一面。
江青說，傅聰到老來，還每天練琴八至十個鐘頭。記得以前讀過舒非的文章，寫到傅聰彈琴把手指都彈壞了，每天要敷中藥治療。很難想像一個把全副心思都投放在藝術上的人，竟如此關心中國政治。
支持魏京生，支持北京學運，這些都是很多海外中國人當年全力以赴去做的事。想到傅聰和我們一起做過這些事，感覺和他在心靈上更接近一點。
藝術家要不要介入政治，這好像是一個問題，其實問這個問題，就好比問一個人要不要介入政治一樣。藝術家也是人，如果一個平常人要介入政治，藝術家為什麼不介入政治？
政治不是政治家的事，不是政客的事，不是官場上的事，政治是每個人的事，是每個人身家性命相關的事。
武漢的方方和艾曉明，一個是作家一個是評論家，政治關她們什麼事？但武漢疫症關她們的事，武漢疫症又是政治的事，所以政治一定關她們的事。
香港的政治關香港藝術家什麼事？不搞政治，依然可以唱歌彈琴，寫作畫畫，但國安法之下，洗腦教育之下，以後香港作家藝術家的創作，是否還有自由空間讓他馳騁靈感？如果因為政治不能暢所欲言，那政治就關作家藝術家的事，他就不能不關心政治。
這都是常識。作家藝術家把自己當作平常人，和幾百萬香港人一起，把自己放到政治中去，與大家同生死共患難，不管他能不能創作出傳世作品，他先是一個現世的人。
傅雷對於鋼琴家的兒子有一個要求：先做人，再做藝術家，再做鋼琴家——做人是做鋼琴家的前提。
郎朗在奧巴馬就職典禮上演奏《上甘嶺》插曲，中國五毛們為郎朗歡呼，以為美國總統被中國鋼琴家玩了一把。就此看來，郎朗與傅聰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