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自以為方便別人理解的形容，其實不必要——《白老虎》（The White Tiger），一早被某些香港網媒形容為「印度版《上流寄生族》」，構成了一個錯誤的預設。
撰文：月巴氏
是的，《白老虎》的窮困男主角Blaram，為了爭取向上流動的機會，千方百計讓自己成為有錢人家的私人司機，但如果單憑「職業」和「想發達」便將《白老虎》等同《上流寄生族》，那麼，一樣可以將《富貴黃金屋》說成是「香港版《上流寄生族》」，畢竟驃叔一樣做司機（即使是的士司機，但也是司機，不用分得那麼細），畢竟驃叔驃嫂一家，跟宋康昊那一家一樣，極想脫貧。
《白老虎》改編自Aravind Adiga的同名小說，小說早在2008年出版，贏過英國文學最高榮譽布克獎（Booker Prize）。故事不只是交代一個印度青年的脫貧過程，而是造成這個印度青年貧窮的理由——是跨代貧窮，更是「種姓制度」所形成的跨代貧窮，但貧窮僅是個涉及經濟狀況的形容，不足以形容Blaram，更準確的形容是貧賤，一種與生俱來、注定擺脫不了的貧賤，他天賦的貧賤，來自他天生的種族。種姓制度是印度傳統社會觀念，將人劃分成不同等級，等級主宰了人的命運，人人生而平等？Sorry，在過去的印度沒有這回事，至於現在，這種不文明制度早被廢除，問題是，箇中觀念，入腦入血入骨。
Blaram便是人辦。他很清楚自己渴望上流的想法，但想到的方法只是：替有錢人打工，做有錢人奴僕，主人誇獎他，他固然喜悅，主人連續兩日不叫他車自己出去，他會周身唔聚財——他的自我價值，全繫於主人對他的態度，到後來他才明白，自己的奴性原來根深柢固， 而既然是別人奴僕，就注定不會違抗、反抗主人。他在最後20分鐘作出的那個扭轉命運的決定，是他終於擺脫奴性的證明——這個轉折，也被拉來同《上流寄生族》那個twist比較，如果真的要比較，只能說，《上流寄生族》那一個twist完全出人意表，令故事急速轉向，從此宋康昊一家人的命運被動地改變了；《白老虎》的轉折不算驚人，完全由Blaram主導，是一個奴僕的主動反撲，因為他終於諗通，在印度要出人頭地，不是從政，就是犯罪，而他揀了後者。
Blaram的少主Ashok，生於富貴人家，去過美國讀書，受過西方教育，當回到印度，不能接受老竇和阿哥那種階級觀念，所以會同Blaram講，不要再叫他甚麼主人，直接叫他名字便可以，試圖用一種不含尊卑的僱傭關係，取代一般印度人奉行已久的主僕觀念，但到了後來，他還是做回一個最典型的有錢人，跟老竇一樣賤視Blaram的印度人，他其實也遺傳了種姓的觀念。
看得見的貧窮狀況，還可以擺脫；看不見的貧賤感受和觀念，唔輪到身為當事人的你話冇就冇，因為是被賜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