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發文為上山下鄉運動歌功頌德的中國歷史研究院，隸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被視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體系」的工程。早在70年代開始研究知青下鄉運動的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批評，研究院為知青翻案的文章只是重複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宣傳，重拾文革的思維方式，把宣傳當成是歷史事實，其動機根本是要討好「最高領導」。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潘鳴嘯接受本報訪問時稱，中國社科院作為國家級學術機構，轄下的中國歷史研究院這次發表不符合事實的文章，損害了中國社科院的學術形象。「他們說下鄉運動是反和平演變的關鍵一招，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我同意毛澤東有這個想法和動機，但實際上他卻適得其反。」他指無論是1976年北京民眾借悼念周恩來實際上卻有反對毛澤東色彩的「四五運動」，還是1978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參加者的主體都是曾經下鄉的知青。「而且他們在70年代末非常支持改革開放，也就是完全離開了毛澤東的那一套。」
「城市發生了就業問題，是否要把大部份畢業生強迫派到農村，當一輩子的農民，這是有理性的嗎？」潘鳴嘯指出，縱使中共在1968年強迫城市青年下鄉有「解決就業問題」的因素，但研究院的文章卻迴避就業問題是因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和紅衞兵運動而造成。「這是很殘酷地對待一代人的辦法，知青很快就想盡各種辦法回城，所以也引起整個社會的腐敗。」他在其所著的《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提到，由於地方幹部掌握了知青能否返城的命運，知青經常被「敲詐勒索」，1976年全國揭發出成千上萬宗姦污女知青的案件。
潘鳴嘯批評，發文「奉承」上山下鄉運動是別有用心。「他們想討好最高領導。習近平一直透過其七年知青經歷建立政治資本，他早在1988年在福建的時候（習時任寧德地委書記），就帶領一些幹部去參與農業勞動和拍照，這些照片現在各處都能看到。」習又在2002年以《我是黃土地的兒子》為題撰文，說當年在陝西梁家河插隊的經歷培養出他的信念和自信心。「後來他上任總書記，上山下鄉運動就變成他當中央領導核心及個人崇拜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