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方歷史研究機構中國歷史研究院，去年底發表文章為半世紀前把全國1,700多萬「知識青年」強行從城市遷徙到農村的上山下鄉運動翻案，形容這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壯舉」，更指否定運動就是「否定新中國的奮鬥歷程」。當年被迫下放東莞農村五年的前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深受其害，形容下鄉是「苦難的練歷、痛苦的回憶、慘痛的教訓」，痛斥有關言論企圖為文革翻案，是「左傾錯誤逆流的浪花」。
所謂的「上山下鄉」是指中共號召和組織城市青年和學生「到農村去」的運動，它早在1955年已經開始，但到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發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後，才在全國大規模進行。據研究知青歷史的學者劉小萌統計，1962至1979年間全國上山下鄉的知青總數達1,776.48萬人。改革開放後，上山下鄉已被內地學界普遍否定。但在文革時曾有下鄉「插隊」經歷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以來，不時有擁毛左派發表為下鄉運動翻案的言論，拋出「青春無悔」的論調，更有人指下鄉的「歷練」造就了當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在毛澤東發表「上山下鄉」指示的52周年，中國歷史研究院發表高調讚頌的文章，指當年的運動有效地防止美國「和平演變」戰略，亦解決中國當年的就業問題，有力支援經濟建設。當年跟隨全國數以百萬計「老三屆」（1966至68年）高中畢業生下放農村的劉夢熊直斥有關言論荒謬，「這完全是為文化大革命翻案，想搞復辟和倒退。我不知道執筆者曾否上山下鄉，但最好他們先把自己的子女送下鄉！」
1966年文革爆發，18歲的劉夢熊高中畢業。「當年我準備報考北京大學中文系，或人民大學的新聞系，畢業後當報社評論員。」但當時全國停課鬧革命，城市工廠又停工，他只曾短暫到過《南方日報》評論組工作了幾個月，接近兩年時間既不能入學也不能就業。畢業兩年後，同學都被召回學校接受軍訓，並在1968年底被下放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當年是被迫去，因為廣州戶口已被註銷，仍留在城市的話就是『盲流』（盲目流竄人員），也不會再獲配給糧食和副食品。」當時他雖然不滿，但對「要做革命螺絲釘」的政治宣傳仍抱着「信住先」的心態。
「下鄉的頭一兩年我很積極，當時記着毛澤東所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劉夢熊被下放至東莞長安鎮，畢竟東莞昔日為「魚米之鄉」，條件已不算很差，但是農村文化落後，農民很多都是文盲或普遍只有小學程度。「我記得在1969年，自己在生產大隊工作全年收入是127元人民幣，當年算是不錯，但要扣除口糧。當年的工分，最強的勞動力被評10分，我有9.5分，女知青一般只有8分。我當時夠大隻，擔得抬得。當時很辛苦，春耕秋收時要清晨5時起床，摸黑到田間工作，做到晚上8時。中午生產隊會送飯，餸菜只有幾條生菜、兩塊腐乳，偶然再有兩片薄如手指甲的豬肉和鹹魚碴。冬天時要修水利，有一年我要去修東江水利引淡（水）工程，從早到晚都要身在泥瓣，堆泥頭築堤，挖人工運河，收工時人已變成『秦俑』。」
有一次，公社廣播呼籲知青獻血救一名生命垂危的剛分娩婦女。「我們當時營養不良，物質貧乏，也照去報名。54人報了名，當中四人身體最健康，其中兩人是O型血，我是其中一人。」1969年颱風襲珠江口，不懂游泳的劉夢熊跳進決堤，以身軀頂住缺口，「爭取時間以保住堤壩，後面幾十步就是公社糧倉，如果堤壩崩潰，不用一分鐘糧倉就會被淹沒。」
劉夢熊被生產大隊評為「標兵中的標兵」，還獲邀到廣州市中山紀念堂出席表揚大會。「回去後，我有次偷聽到大隊黨支部開會討論吸納新黨員，最多人提名我。支部書記卻說，對我只能利用不能信用，更不能重用，理由只是因為我父親是『摘帽右派』。我聽到後五雷轟頂，你說用生命和鮮血捍衞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獻血救人是否獻出鮮血？隻身堵住河堤缺口是否獻出生命？」1971年11月，中共中央公開林彪之子林立果謀求推翻毛澤東所草擬的《「五一七」工程紀要》，文中批評毛搞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又罵毛「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我們一看，嘩！這些講中了我們的心裏話。一言驚醒，就開始學游水。」他和朋友於到東莞長安的水庫習泳，被治保主任質疑有偷渡動機後，1972年就托詞不時返回廣州習泳，每次由珠江大橋沿着河涌游至廣州市郊石井，一來一回近24公里，準備投奔自由，終在1973年9月從深圳南頭游至元朗尖鼻咀成功抵港。「如果上山下鄉是好的，人望高處走，水向低處流，我為甚麼要搵命博？九死一生！當年和我同一生產隊的，就有兩人（偷渡）淹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