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大憲章》800周年紀念的一個座談會上，戴啟思戳破許多關於《大憲章》的神話，引經據典，如數家珍，與其他講者的發言格格不入，我在聽眾席上雖然大不以為然，但聽出他對那個年代的歷史和語文確實認識實深，素知此人學識深博非一般大律師能比，這又是一個證明。當時有多少人聽得明白（到底他聲綫低沉），又有多少人感興趣（到底所謂座談會主要其實是個紀念儀式），我難以得知，戴啟思自己卻分明樂在其中，我猜想因為讓他在這個題材上容他充分發揮的場合實在太少了。直至最近，我代明報「星期日生活」訪問他，才知道他大學時代修讀英國文學，偏好研究古英文。我讀港大時有一位專長古英文的教授，性情古怪，我們都對他並無好感，只是他唸古英文詩特別動聽（我的意見），我早上睡不着就到課堂旁聽，聽不懂也無所謂。
訪問戴啟思之前我問編輯黎佩芬，她最想問的尖銳問題是什麼，她說，他最擔心的最壞情況是什麼？訪問到最後，我就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他毫不猶豫答道，最擔心有一天，法庭根據《基本法》和普通法給予《國安法》條文一個解釋，人大常委會隨着給該條文一個截然不同的解釋，即是用《國安法》修改了《基本法》，但《基本法》的條文是依照中英聯合聲明內，中方聲明的對香港的基本政策所訂立的，《基本法》第159條說明修改《基本法》的程序，惟任何修改，均不得與該基本方針相牴觸。於是此舉等於撕毀聯合聲明，而《基本法》既為香港的「小憲法」，香港法律的合法性的來源，這也即是法律的基礎消失！
當時我十分領會，但回頭想一想，哈！多麼離地！問者與答者皆是。最大噩夢不是股市垮了，樓市垮了，被國安警抓了，而是法律的基礎消失！誰管他呢？我彷彿聽到。但問到像他這樣的一個人，最後的退所和自由是什麼，他的回答就是，一個人在他的書齋靜靜享受他古英文的研究。由思想與文學始，以思想與文學終；人文是我們最後的歸宿。
這就想到，一個畢生鑽研法律和歷史的人，任何一個時代的法律發展與法治情況，都只不過是一個階段；好的壞的君主去了又來，好的差的法官來了又去，法庭與法律興衰輪替，而我們這些法律工作者，無論時勢有利與不利，都無視褒貶，盡責而為。我們心裏的定海神針，只是這一角書齋，和我們悅樂的人文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