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高官在鏡頭面前講解封鎖區域，背後男男女女拖着行李箱走人，逃疫的經驗我曾經有過，說起來有點奇情，已是六十年前的事。
五六十年代，香港的衞生條件未如理想，經常疫症肆虐，霍亂、天花、肺癆等，我記得我們經常要像入伍士兵，在操場、禮堂排隊打卡介苗、霍亂針；那年，醫生說我染上了白喉，要住院，或者要動手術。父親不知道甚麼原因，決定把家從九龍城搬到老遠的粉嶺，把入院的催促壓力，徹底逃掉。
上一代諱疾忌醫，有很多原因，一是比較慣用中醫或者自己熟悉的偏方，二是要住院就有如「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般忌諱；不知為甚麼，那時候的醫生好像有鋪劏人癮，動不動就叫人動手術。我試過和同學貪玩，把鉛筆的擦膠頭塞進了鼻孔，深入到拿不出來，醫生竟提議割開鼻樑來拿，驚嚇了一個晚上，還不是努力的用氣谷了出來？至於白喉的事，親戚提議，用飲管吸上馬百良蛾喉散（現在好像停產了）吹敷咽喉內，也不知用了幾日，人就回復正常了。後來，我們真懷疑，那次只不過是常見的扁桃腺發炎，或者是一些輕微的咽喉病。
當年人對醫療體系有戒心，包括怕有封紅包給斟茶阿嬸的習慣，還有醫生醫德。當年做醫生是黃金專業，聽說有人開了四間毗鄰診所，診症室互通，三十秒望聞問切後，交低給姑娘打針講解開藥，自己已經連環戰在第二間診室做第二單了。 有些人一早收成，報答了父母給自己當年的投資，並且倍數奉還；更多是嫌盤滿缽滿不夠，想金山銀山，炒股、期指，弄得焦頭爛額，這些故事，我見一些，聽一些，多不勝數。
我由求學初到今天，看着「隨地吐痰乞人憎，罰款二千有可能」的告示逐漸消失，霍亂、天花、肺癆、白喉等惡疾漸成記憶，亦看着醫療體系日趨完善，一度還要問鼎亞洲醫療中心，推銷世界級的醫療服務。我近期多了進出醫院，有點觀察，有點感想。今天做了磁力共振，操作的醫護人員有種訓練有素的程序和禮貌，每個步驟就像跟足了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程序的，相當流暢。臨行的時候，一個年紀不算很大的操作人員，問我是否就是某位音樂人，久違了的記憶，放逐了的身份，竟像撲面而來。
這些都是與我們一起成長的香港人，有共同的記憶，在不同專業崗位，如醫療、消防、警隊等，有專業良好形象，都是經幾十年逐步樹立起來，得來不易的，如遭摧毁，則就只在旦夕。
這些年來，我都慶幸父親陰差陽錯，一早搬來做個鄉村人，讓我有良好的空間和清新的空氣，學做木工、泥水、耕種、燒焊，不會「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讀書勞動，一種近禪的境界。
上個週末，叫了部街車載些裝修材料回家，司機抱怨，近日元朗多了很多城市來人、假日司機，買老婆餅、賞樹、買年花、一睹元朗食神風采，林林總總的原因，把道路都塞滿了，好彩自己識路，懂得兜圈繞路走；我平常出入的一條大路，綠色小巴在站頭已經上滿了假日郊遊的行山客，我雖上游也上不到車。城市人避疫郊遊，新界人就只怕他們把疫區搬來。
我出版社朋友傳來短訊，說不少南亞人從深水埗、佐敦等受封區影響地方跑到我附近來，要我警惕小心。也是的，很多南亞裔人士都是體力勞動者，手停口停，封他幾日，不跑才怪。
逃疫到鄉郊是一種浪漫的行為，看當地文化藝術有多濃郁；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談》（il Decameron），講的就是十四世紀中葉（1348年），黑死病在意大利二次爆發時，年青人七女三男逃到佛羅倫斯鄉郊，每人每天輪流說個故事，十天成百，成了經典。
疫情肆虐，民生凋零，統治者無能，激發人民怨聲載道，相對自由的意大利，尚可以用不滿的聲音，辛辣、諷刺，《十日談》的故事離經叛道，嘲弄鞭撻權貴偽善、宗教偽聖，可見疫情歷來都是一面照妖鏡。
我們的逃，就是欠缺了一種文化藝術的浪漫，更欠缺叛逆，逃得非常卑微。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記述的，是一個永遠在逃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