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終於把他的傳記《Leave Nothing Left》以筆名Barnabas Young寫下來。
小時候在教會看到他，總是滿臉笑容的大哥哥，懂得很多我們不懂得的東西，在生活營裏，一定是個領袖。但也聽過他的脾氣可以很不穩定，總之，這個人，像包藏着很多很多。
他的經歷，以往聽過一點一點。現在翻開書，靜靜看真實的告白。Barnabas五十年代在大埔一條漁村出生，五歲被一個牧師收養。牧師人很慈祥，但圍繞着牧師的人，充滿複雜性。牧師也有一個養女，她的丈夫，在大陸與前妻所生的兒子，十八歲時候突然游水偷渡來港。牧師看待這個大陸人如「外孫」而不是外人，堅持讓他出席自己的七十五歲壽宴。妒忌心重的養女反對，當偷渡少年在席上出現，養女當眾大叫大嚷，吵鬧期間，牧師心臟病發，搶救後翌日魂歸天國。
從此，Barnabas的成長，只見反面的人性。他年紀小小便要負責打掃整個教會會堂，一天只有一頓剩菜殘羹作晚餐。每早要為養母預備洗面盆和毛巾，服侍一切，卻沒能換回一點母愛，更不要說有足夠的食物。在報紙檔賣報紙賺外快之時，他有時餓得要在錢盒上偷零錢去買麵包吃。
在那個逝去的貧困年代，放在表象裏的，很多時候都是虛假東西。收養Barnabas的家庭，逼他去偷救世軍捐獻的物資、米糧、罐頭，再轉賣賺錢。他心裏其實很懂分辨，這些東西，原應讓教會中沒有可以吃的人去吃，讓沒有可以穿的人去穿。他也很清楚，自己是被利用作做壞事的工具；他唯一能擁有的，是賣不去的衣服。十六歲以前，Barnabas都是穿着不合身形的外國碼衣物，從未擁有一件屬於自己的新衣，沒有一個自己能接受的身份。他發誓不要做基督徒。
當然，到我認識他之時，他已經成長為另一個人。原來，我看到他的咧齒笑容，是經過對鏡自我調教才學會的。因為，兒童時期的生活創傷，令他幾乎不懂得笑。在一所「教會」見盡偽善的人，在沒有愛的環境中長大，最終，Barnabas一生為愛宣道。
當人能自主的跟真道而行，選擇善惡，是對是錯，無論選了那一樣，最重要是，你依然有權利選擇改變或不改變。從人性弱點醜陋進入信仰之美善，他很能擺脫傳統枷鎖，走入生活，討論真實的人性，真實的信念。中學畢業以後在宣道會西差會屬下粉嶺宣道園工作，後來帶着妻子及兩個兒子在美國紐約讀大學及碩士，並且得到美國宣道機構支持，半生服侍國內家庭教會。
現在，他把包括宣道及協助謀生技能的神學訓練轉到泰國，仍然有中國信眾前來受訓。三年前，他在曼谷買樓落戶，說自己打算在那裏終老。近日在電話跟他談近況，禁不住興奮的想起曼谷的酒店泳池，以及心目中的泰國「國粹」massage，當然，大家也說到移民潮。我跟他說，留港的人，不時還會買泰國豬肉、泰國雞腿。
有時，我會笑着挑戰他及太太（其實也是認真的），中國豈不才是他們開啟心靈與建立價值的最大傳道「巿場」？宗教超越國界、政治、身份、愛恨，他說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在不相信共產黨、不跟共產黨合作的情況下向當地人民宣教。在沒有自由的地方宣道，不只是生活不自由，而是要面對被追捕的危險。這些，他早就面對過，在書中提及被追捕的經過及感受：
“three secret police officers forced it open and stormed in, just a few meters away from me.
We ran.
No time to grab anything. Not even shoes. I ran barefoot. I raced into total darkness. I didn’t know where I was, and I couldn’t see anything around me. I could hear the footsteps of the secret police behind me, so I ran even faster. But I wasn’t scared. When I decided to serve the house churches in China, I knew someday this would happen.
I just didn’t expect it so soon.”
三十年來，試過無數次被追捕，但每一次都沒有坐牢，這算是他心中的神蹟。2019年在上海機場入境時，他被扣查了，在問話室裏，想拉他的人肚子不舒服，「屎急」走開了，留下處理他的，早就知道他是個好「老師」，家人都是他的信眾，於是叫他快快離開。
故事聽來像笑話，神蹟就是這樣神奇。但在香港當下的現實裏，被捕的恐懼，難以言傳。港區國安法之下，每一個被捕者，可能都有朋友相類感受：「知道會發生，只是不知道是這樣快」。如墮深淵的恐懼之下，朋友認為，能作的，就是回想自己的信念，「如果找不回當初的信念，無論別人怎樣安慰，都是徒勞。」
冼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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