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拍《金燕子》外景時，大家同住一間鄉下旅館，是當地最好的，但也沒有私人浴室，日本到後期才有這種豪華設施，要洗澡嘛，到大眾浴堂去，我們這群難得有溫泉泡的年輕人可樂了，辛苦了一天，收工後的最大福利，是浸在熱水中，快樂無比。
但奇怪，就是沒有看到張徹來泡，那麼多天了，不洗澡行嗎？日本人竊竊私語，說你們的導演是不是Okama？Okama照字面的意思是鐵鍋，也指同性戀。
一天，收工後張徹把我叫去他房間，日本同事們聽到了都說蔡瀾你這次慘了，屁股要開花。我也有點擔心，但是導演叫到，沒有理由拒絕。
進了房，張徹把窗口和門關緊，我心中開始發毛，但是沒有甚麼事發生，張徹不過是把他拍攝意圖告訴我，不想給其他工作人員聽到罷了。
關於張徹的行為，眾人都有那麼懷疑過，為什麼他不與女明星談情說愛？以我和他接觸幾十年所了解，是他身體可能某部份有點缺陷，喜歡的是自己缺乏的所謂「剛陽」，圍着他身邊的一群契仔，個個都是肌肉男，他很欣賞這些，有時候禁不住摸摸他們的手臂，就此而已。如果說有同性戀傾向的話，那是一種精神上的，像《死在威尼斯》的老音樂家欣賞美少年那種。
張徹原名張易揚，浙江青田人，讀大學時專修政治，有些人造謠傳那是一間專門訓練間諜的場所。畢業後他跟隨的大都是政治人物，但後來覺得沒有什麼前途，去了台灣參加電影工作，其中一部戲的主題曲《阿里山的姑娘》是由他填詞的。
在台灣發展也不順遂，張徹去了香港，在「大公報」寫影評，用了一個「何觀」的筆名，當年的影評寫得最好的，也只有金庸先生和他兩個人。
後來加入了邵氏，六先生對此人的印象也不深，做了幾年副導演後得到一個機會，當正導演拍了一部叫《蝴蝶盃》1965的武俠片，六先生看了很不喜歡，下令要補拍。邵氏影片有這麼一個傳統，把完成的戲第一個讓六先生看，他覺得情節莫名其妙就要重來，輕的是加上幾場戲說明，重的是把整部片存進貨倉，不讓上映，金漆招牌重要過一切，許多年輕導演都是經過這段考驗，補戲對他們來說是沒有面子，莫大的羞恥。其實我們之後看來，這是何等的幸福，有人肯花那麼大的學費來讓你有第二個機會，是求之不得的事！
張徹的第二部戲《虎俠殲仇》1966就過了關，鎖定他當導演的地位。因為同是浙江人，張徹和金庸先生的交情特別好，和倪匡更是親密，有天他向倪匡說要改編金庸作品，倪匡回答：「那麼長篇大論，兩個鐘頭怎拍得完？要拍的話，採用其中一段情節，或者拿到一個概念，就成了。」
從楊過這個人物得到的啟發，倪匡替張徹寫了《獨臂刀》1967，這部戲在當年大賣特賣，破了一百萬港幣的票房，張徹從此被冠上「百萬導演」的銜頭，事業一帆風順。
在這段期間，張徹招攬了易文和董千里，前者原名楊彥岐，出生於文人世家，開始為電影插曲填寫歌詞，後來也當上了導演，來邵氏時他已風光不再，住在宿舍中，喜歡寫情書給女編劇，他死後這些私信被找出來，公司裏的人問我怎麼處置？我覺得是他個人私隱，沒把它們公開，和他一起埋葬了。
後者董千里是位來自浙江的老報人，也寫過不少小說，他人長得又高又瘦，記得最清楚的是他有一個鷹鈎鼻，誇張得很，如果拍起巫師戲來，不必化粧的。
張徹、易文和董千里三人組織了一個說客團，每天在下午四點正，六先生吃下午茶時段，就在辦公室外等待，六先生一有空就把他們叫進去開會，風雨不改，就算張徹有戲拍到一半，也停止一切，下午這個會一定要開的。
談些什麼呢？多數是今後要拍什麼戲的方針，三個人你一嘴我一舌，說服力特別強，這也可能是張徹在政治學校學到的技藝，三個人把六先生包圍得緊緊地，任何人都插不進來。
題材太多了，江浙人小時就知道《刺馬》這齣戲，六先生一聽馬上拍手贊成。早年在上海流傳的典故，像馬永貞、仇連環等，也是他們熟悉的，當然也開拍。
談妥後第一件事就是找倪匡，他也是上海長大，對這些傳說很熟悉。和倪匡聊時六先生也把我帶在一起，這時氣氛沒有那麼嚴肅，多數在尖沙嘴寶勒巷的一間「大上海」餐廳一面吃飯一面談，我對滬菜的認識也從這個時候開始。熟客們到了不必看餐牌，帶位的侍者叫歐陽，拿出一個筷子紙筒出來，拆開了，裏面寫着時令蔬菜名，也並非每個人都看得懂，好像寫的「櫻桃」，代表田雞腿，因為那塊肉圓圓地，像顆櫻桃，寫着「圓菜」的，是山瑞或甲魚，還有草頭、馬蘭頭種種野菜，都是當年一一學會。
酒是喝得不多的，六先生和張徹都不好此道，只有倪匡，一瓶XO白蘭地，他老兄咕嚕咕嚕一下子就乾掉，面不改色。老酒入肚，說的歷史人物更多，新劇本就一個一個產生，倪匡是高手，一個劇本三天就寫完。如果是寫邵氏以外的戲，導演們說要趕，越早完成越好，倪匡作勉為其難狀，說兩個星期後來取，結果他老兄也三天寫完，放在抽屜中，等他們兩個禮拜後謝天謝地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