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相信，未來一到兩年，香港經濟將同時面對「周期性」與「結構性」的嚴峻挑戰；再加上地緣變局、政局不穩，行將換屆的北京及特區政府，能否適時回應，實屬難料。
過去一年，香港三大支柱行業—國際金融、房地產與中轉貿易，基本得以維持；股市、樓市亦因為中、美政府提振措施、貨幣政策而未見動盪。然而，在兩岸四地當中，居民消費佔本港經濟活動比例特別高。自去年第一季始，尤其是踏入下半年以來，由於疫情持續惡化，餐飲、娛樂場所時開時閉，亦導致零售業的疲弱。
由於美元持續疲弱，拜登政府新任財長耶倫，亦會延續其執掌聯儲局時期的溫和作風；低息環境固然帶來金融體系風險，卻讓各界不至過份擔心通縮來臨。由於全球央行的貨幣政策，在過去十餘年來發生根本變化—美、日、歐、英對量化寬鬆帶來的政經危機、道德風險放下戒心。沙士之後延續多時的本地通縮環境，或許不至重臨。然而，因此而惡化的資產泡沫和貧富懸殊，在尤其強調「小政府大市場」的香港，就可能形成遠比他方大得多的挑戰。
事實上，當各國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依賴極端寬鬆貨幣政策，來蓋過一次又一次衰退危機，缺少「被動收入」、基本靠腦力或勞力謀生的社會中層、基層，自必不成比例地為經濟不振付出沉重代價。而最終，隔代貧窮、在職貧窮，成為越發難解的不公現象；而社會的深層矛盾，又會形成新一波民怨和政治動盪，破壞經濟的持續發展。
所謂「救市不救人」的政治風險，正在眼前形成。當本地疫情集中在建築地盤、少數族裔、劏房舊樓當中爆發，抗疫資源、資訊的不均，便會衝擊總體抗疫成效。在此前提下，特區政府能否動員民間力量、地區組織、專業人士，為「油尖旺疫情」對症下藥，自然成為未來半年或更長時間，社會經濟恢復運行的關鍵。
假如說，上述挑戰尚帶有一定「周期性質」，或許會隨外圍景氣好轉而改善；那麼，中美關係的質變，疫情對發達國家的深層次衝擊，勢將為香港經濟發展模式與步伐，帶來「結構性」變化。其一、是經濟合作伙伴在全球分佈的問題；其二、是產業結構的問題。
香港雖然處於亞熱帶，但最緊密的投資與貿易伙伴—中、日、韓、英、美、歐，皆屬北半球溫帶國家。從SARS到MERS再到眼前疫情，呼吸系統傳染病無論發源地為何，在中高緯度國家的傳染性、破壞力都尤其高。如何拓闊香港的經濟腹地，銳意加強與東盟、澳紐的聯繫與合作，理應成為政府思考的問題。
從過去一年全球大、小經濟體維持社會運作、經濟發展的經驗看來，嚴格的邊境管控，以及產業結構的完整同樣重要。新加坡、以色列和瑞典，正是由於同時具備上述兩項條件，而在疫症之下，表現較周邊經濟體為好。疫症不只重創航空客運，同樣亦打擊高度依賴「面對面」互動的第三產業。所謂服務業，既包括顧用大量前線人員的各式零售；亦涉及銀行、保險、證券等高增值專業領域。相對地，產品研發、生產及物流，因疫情而面對的投資、技術及業務風險，就要小得多。
因此，香港政、商、學界，一方面要在業務數碼化方面急起直追；迎接周邊經濟體的挑戰。另一方面，即便犧牲短期投資回報，也要重新思考恢復部份第二、甚或第一產業的問題。以新加坡為例，一個更平衡、更全面的產業結構，不只有利疫下、疫後的經濟恢復；同時，亦更能保障基層勞工飯碗。
政府固然不應以「防民如防賊」的心態，拒絕設立緊急失業援助金。然而，「授人以魚」畢竟不及「授人以漁」—產業單一與資產不均，始終是香港應對經濟衰退、人道危機至為薄弱之處。即便如財政司司長所料，本地經濟將於今年後半重拾增長步伐，經此一疫，社會中、基層大傷的元氣，卻恐怕不是三數年內得以恢復。我們需要有更虛心、更以民心為己心的特首聆聽之、解決之。
許楨
中大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