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時代過去，拜登時代登場。儘管許多人對拜登的對華政策沒有信心，但既然白宮換了主人，看待美中關係也只能從拜登的視角而不能再停留在特朗普對華的「美好時光」。
普遍認為拜登政府將會強化對中國的人權和價值觀外交，打民主和人權牌。擔任拜登新創立的印太事務協調員一職的坎貝爾前不久在一場公開演講中闡述美中關係說，「一種智慧和恰當的做法也許是，彼此都停下來，深呼吸。也許後退一些，反思一下。考慮一下雙方都可以邁出的一小步，釋放在未來至少保持一種可行關係的願望。」換言之，在坎貝爾眼裏，中國不會改變自己的制度，美國也不會撤出亞洲，但雙方可以從放寬簽證政策，改善記者、大使館處境等「一小步」積累善意，合作共存。就此來看，拜登顯然不會採取特朗普式的做法來和中國對抗。
但這不表示拜登會對中國軟弱。美國傳統的對待競爭國家的外交手法是「說軟話舉大棒」。在過去四年，美中關係的最大變化就是特朗普對它進行了重置，拜登也只能在特朗普搭下的對華框架內尋求改變或修復，他很可能是那隻笑瞇瞇的老虎，但不會是一隻笑瞇瞇的貓，其和特朗普的區別只在方式和手段，強硬應是他們共同的底色，當然，就像坎貝爾所言，拜登也會強調和中國合作的一面，因為這也是美國利益所在。
儘管美國在政府交接期出現了國會騷亂一幕，讓美國的民主燈塔之光有些暗淡，然民主和人權外交依然會是美國對待專制國家的最好「武器」。布林肯在成為國務卿之前就已表示，拜登當政後，會將民主和人權擺在對華政策的關鍵位置，並在這些問題上更有力地回擊北京。如果美國要「站在強勢地位上與中國接觸」，那麼這個強勢地位除了實力之強，就是價值觀之強。布林肯自己也說，在全世界出現民主衰退的當下，中國正試圖利用這一點提升影響力，美國在這時候就需要擔當自由世界的領導角色，復興國內民主，並在世界範圍內重振與民主國家的聯盟，用民主來提升美國自身的競爭力。這也是拜登在勝選演說中強調的，美國要以榜樣為實力，而非僅僅用實力做榜樣。
從前述坎貝爾的話來看，拜登對北京的人權和價值觀外交，是事後防御而非事前進攻，也即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而把重點放在打擊中共對人權的侵害上，這是和特朗普政府稍有差異的地方，後者對北京的人權政策是防御和進攻兼具。中共對人權的侵害是全局性和系統性的，不只在香港、新疆、西藏三地，對內地的漢族人口，並非因為他們是主體民族，就不迫害。特別是中共長期對批評和反對它的人士，不論溫和還是激進，統統打壓，現在更是在政治迫害之餘，採取凍結資產和銀行賬戶等手段，直接從經濟上限制異見人士和反對者。拜登政府需要認識這種新情況。
在人權問題上，習近平採取的兩手策略是，一手用國家財力盡可能收買貧困和底層民眾，解決他們的生活所需，讓他們對中共感恩戴德；一手對被視為對中共政權安全有威脅的危險人士，極盡打擊之能事，用各種手段鏟除，並以前者來掩蓋後者，在國際上宣揚扶貧成就，把人權窄化為生存和發展權。拜登政府應該對此採取針對性對策，讓中共清楚地知道，繼續對人權進行大規模的打壓和迫害，是不允許的。
和大多數惡人一樣，中共也欺軟怕硬。只要手段夠硬，打在它的要害，就不得不就範。一般的口頭抗議和經濟壓力，中共現在不在乎，因為它自恃很強大。中共的要害在於它憂慮政權安危，把保政權放在壓倒一切的地步，任何有損政權的言行它都會毫不留情地打擊。它越害怕這點就越要撬動其政權基石。只要美國的人權價值觀外交實施得當，力度到位，是可以重新喚醒更多中國人對美國民主燈塔的嚮往，種下自由民主的種子，撬動中共的政權基石，迫使它讓步，接受一些普世價值的規範，從而一步一步改造中國。
鄧聿文
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