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日本拍攝外景的戲越來越多，凡是需要雪景的，要是沒有大明星的電影就去韓國雪嶽山拍攝，要是大導演名演員的，就來日本。
其中有一部叫《影子神鞭》，由鄭佩佩主演，羅維導演，當年羅維可是響噹噹的導演，再加上他的太太劉亮華是首席的製片，一隊人浩浩蕩蕩地來到，我請導演先去考察外景地，但他說不必了，有雪就是，我聽了皺皺眉頭，怎麼那麼不負責任，我心裏想。
到了雪地，羅維身穿了多重厚外套，把身體包裹像一個大糭子，頭上罩了一個套子，只露出眼睛，像摔角手那種，樣子頗為滑稽。
鄭佩佩和我第一次見面，留下很好的印象，她個性剛烈，說一是一，又很正直。我經聽聞這位小姐除了拍戲，從不應酬，也從不與同行打交道，六先生也提起過她，說她真的像個女俠。
和鄭佩佩談起天來，知道她很好學，說會向六先生提出，拍了這部片後就留下，和另外兩位女子一齊來日本學習舞蹈，這兩位一叫吳景麗，身材短小，佩佩一直叫她做小鬼。另一個非常高大，後來才知道她是佩佩的未婚夫原文通的妹妹。之後她們在日本的生活起居，都由我照顧。
戲拍起來，羅維一看到是文戲（只講對白，沒有動作的），就叫副導演去拍，一遇到武戲（全動作的），就叫武師指導二牛去拍，自己躲起來在火爐邊取暖。
我年輕氣盛，又對電影充滿憧憬，認為導演是一項神聖的工作，怎麼可以那麼輕率？就和羅維吵了起來，這可惹怒了製片劉亮華，說要向當時的製片經理鄒文懷告狀，一定要把我炒魷魚。
我知道已經大禍臨頭，將工作詳細地交代給助手王立山，然後一個人返回東京去。
想不到到了辦公室，又接到鄒先生的telex，要我趕回現場，也不知是鄒先生幫的忙，或是六先生下的命令，不准炒我。結果回到現場，劉亮華看到我，也當成什麼事都沒發生過，繼續地把外景拍完。
後來我哥哥蔡丹接了爸爸的位置，當了邵氏中文部經理，也經常要來香港買片子。羅維當年自組公司在外拍戲，當然得應酬我哥哥，請他到天香樓吃飯時，也叫了我陪客，和羅維幾次交談，發現他是一位相當單純的男人，沒有什麼壞腦筋，我過去的向他發怒，是衝動了一點。
來拍雪景的還有張徹，是一部叫《金燕子》1968的戲，當年張徹已是大紅大紫，與我第一次在香港遇到的他完全不同了，氣焰甚大，帶了一大隊工作人員到來，副導演是午馬，武術指導是唐佳和劉家良。
《金燕子》是部大製作，我把整個東京辦事處的職員都調到外景隊來，還有我學校的同學，友好等等，都來幫手。
我一直想不通的是，《金燕子》這個角色是承繼了《大醉俠》裏面的女主角角色，和張徹一直拍的以男主角為主的剛陽戲格格不入呀，鄭佩佩當時也這麼懷疑過。
張徹能言善道，把鄭佩佩叫去，解釋這個角色在戲裏是舉足輕重的，其實，張徹的心裏早已經決定把戲着重在男主角王羽的身上，所講的一切，不過是騙騙她罷了。
佩佩人單純，也相信了張徹，後來戲拍到一半才知道不對路，但是已經太遲，挽回不了了。
大家都住在鄉下的唯一一間大旅館中，昔時日本旅店的傳統，是每一個人一間房，還把住客的名字用塊木牌寫上，掛在門口。
張徹在當副導演時師承徐增宏，他的脾氣可大了，喜歡罵人，時常在片廠中大發脾氣，張徹也學了過去，叫午馬檢查服裝道具時，缺了什麼，就把他罵個狗血淋頭。旅館中的日本工作人員看得頗為他可憐，輪到寫名字在木牌上時，他們的姓氏沒有一個「午」字的，但用動物為姓，像帝國酒店經理的「犬養」，倒是很多。看午馬什麼都要做，覺得是做牛做馬，所以把名字的木塊寫成「牛馬」，午馬要他們更正，他們死都不肯。
吃飯是個問題，香港來的人慣於吃肉，但是當地日本人主吃魚，肉賣得很貴，在鄉下也難找。吃了多餐魚之後生厭時，忽然大家看到有大塊牛扒，即刻吃得津津有味，其實鄉下那來的那麼多牛扒？都是我叫當地獵人打了一些熊肉來充當，打不到熊時，就吃起馬肉來，我不說，大家也都不覺察，一直讚好。
外景的大小問題都要我解決，有天王羽發脾氣說不拍了，要回香港了，也由我一直陪着他，在長滿荻花的原野上有很多蜻蜓，我就去抓，王羽看我每抓必中，十分有趣，自己抓就抓不到，要我教他。
原來蜻蜓長了很多很多的眼睛，只要乘牠停着時，用手指從遠處靠近，一面靠近一面打圓圈，蜻蜓有複眼，看久了就頭昏，像被催眠似地一動也不動，就能一把抓住，王羽照辦，也成功了，大喜。
玩久了，煩惱也忘了，繼續拍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