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反修例運動，前年多個學生組織冒起，一年過後，港區國安法殺到，組織相繼解散、停運，甚至有成員被捕被控，能留下來的，是如何在隙縫中生存？
「賢學思政」、「香港思流」成員被人跟蹤、被官媒狙擊，「中學時政」出帖文要自我審查，而「青年政治關注組」在國安法實施前一天忍痛解散。也許中學生組織頭上有光環，但光環絕不能成為他們甘願冒着犯下「危害國家安全」風險的原因，為甚麼他們依然沒有放棄？
學生組織之間甚至有互相指摘的情況，而且學界早已是四分五裂，還要面對學校的打壓，300多個中學生反修例關注組只剩數十個，卻仍有人努力地把它們重新連繫起來。眾擎易舉、獨木難支，就是他們今天的寫照。
記者：梁嘉麗
約王逸戰做訪問，原本是到「賢學思政」的辦公室，後來還是改到公園去，他說最近被某些媒體和不知名人士跟蹤，辦公室樓下經常有人監視，還是改個地方較好。
去年年中，他跟幾個朋友成立了「賢學思政」，當時剛考完DSE，他左思右想，抗爭運動來到這個時刻，還能有甚麼突破，在此以前，他甚至沒想過加入任何學生組織。突然成立組織，近月擺街站被捕兩次，甚至被人說成「攞光環」、「博關注」，而對他們最大力口誅筆伐的，竟是口中的「同路人」。
第一次被捕，是9月設街站派口罩和防疫用品，「當時警察圍住50、60人，但只係拘捕我哋幾個」。他覺得組織只是「做實事」，卻被政權打壓，他反駁自己和其他成員絕非「博拉」，「唔通靠博拉，就可以光復到香港？」
很多人都懷疑他們的背景和用心，質疑他們是「組織版Lunch哥」。被人指摘當然不好受，這個19歲青年，說實在不甘心，成員當中有不少人被多次票控599G，亦有一半曾經被捕。每次街站，都被十多二十名警員「招呼」，他反問，這樣是正常嗎？退一萬步，哪怕他們真的為了吸引大眾的注意力，就能夠合理化這樣的濫捕嗎？
他有點怒了，說得越來越快，網上被人攻擊，他覺得很多人都只懂批評別人做得不對，「咁不如你做喇，又或者建議我哋點樣可以做得更好，隔岸觀火一味批評無用」。
11月30日，他們在前往郵局寄信期間以「非法集結」罪名被捕，後來改為涉嫌「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王逸戰本身已被票控四次599G，這次被捕後要定時到警署報到。12月中的一次街站，為在囚人士收集物資，活動4時開始，3時半卻已人頭湧湧。15分鐘內已裝滿十個紅白藍膠袋，人們提醒他們趕快把物資運走，若被捕物資即淪為充公物。
義工急於分類，然後大袋小袋的以螞蟻搬家方式運走。街站四處站滿便衣警，每半小時轉換位置，三輛警車一直泊在彌敦道，同時亦有警車在附近巡邏並以擴音器發出警告，氣氛一度緊張。一切理所當然的公民權利，今天竟變得難能可貴。
2019年6月，王逸戰跟其他中學生一樣，參與罷課，周末去遊行、集會。一年後，環顧身邊人，自己仍是自由之身，他覺得愧疚，辦學生組織，是權宜，亦是為在囚人士僅能做到的事。
他說小時候，逸戰這個名字常被人以諧音作笑話，名字原意不以廣東話發音，而是四川話，他小五才來港，「如果我𠵱家仲喺大陸，都有可能成為小粉紅㗎」。來港短短七年，他覺得大陸對個人思想的箝制嚴重，從前的小學同學都在網上罵他，他驚覺，幸好自己一早離開，「洗晒腦，鬧我係黑暴，收錢出去，污名化香港人，作古仔」。
攻擊他的，當然不只是故友，擺街站被人盯上，他和幾名成員都被跟蹤，繼而上了《文匯報》頭版，被扣上「港獨」的帽子，實在是「受寵若驚」，「我哋由始至終都無講過港獨！」報章指他是「雙失青年」，沒有升讀大專卻自稱學生，事實是他英文科考得不好，下年重考，現時是自修生，只能怪國內小學的英語教學水平跟香港實在是天壤之別。
第一次被捕，他打電話給父母，得到冷漠的反應，第二次，他決定自己交保釋金。他說兩代人價值觀必然有衝突，這代人不再為口奔馳，追求精神層面上的富足，「民主自由唔係佢哋追求嘅，好難傾但明白佢哋」。
槍打出頭鳥，鬥黃停不了。被人質疑過份高調、博出位，王逸戰覺得，每個組織的想法和行動都不盡相同，「唔係為咗團結而令大家變成相同，而係因為相同，而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