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公司的日本辦公室位於東京的八重州，可以從東京車站步行過來，十多分鐘便能抵達，更近的是乘地鐵，東京橋站下車，一下子就到。
躲在一條小巷中，走上二樓，就是我工作了近七年的地方，面積小得不行，只有四百呎平方左右，放了四張辦公桌。
職員除了我，就是秘書市川榮小姐，我的助手是留學時的同學王力山，他是出生於韓國的老鄉，山東人。後來業務漸忙，請了來自台灣的王曉青，四個人樂融融地替邵氏公司做了不少事。
那時主要做的是由雜務轉向製作工作，香港的外景到來日本拍攝，我們都得安排。從什麼都不懂到認真地招聘攝影隊，一點一滴，從頭學起。
最先是簡單的拍攝，幾天到幾個星期，第一部負責的是《飛天女郎》1967，岳華、方盈和羅烈主演，導演是中平康，當年他拍的《瘋狂的果實》在日本大賣特賣，是部新潮電影，後來因酗酒，在日本的工作漸少，六先生看中他的才華，聘請他來港拍戲。
這是一個馬戲團的故事，香港沒有馬戲團，就請了日本最著名的「木下馬戲團」來做背景，當時木下的大本營在日本的千葉縣，當年還是一個很鄉下，很落後的地區。
岳華先到，他是一位讀書較多的年輕人，上海出生，在那邊學聲樂，來港後參加了邵氏的演員訓練班，這是六先生想出來的主意，他說為什麼要受大明星控制？為什麼老是要付那麼多錢請他們，為什麼自己不能訓練一班青年人，把他們培育成下一代的大明星？
訓練班由顧文宗先生主持，早年他來過南洋，和家父私交甚篤，沒地方住就住在我家裏，常告訴我些電影人的故事，我最愛聽了，他本身也做過演員和導演，脾氣可大，拍外景要等天晴，天晴了還要等雲朵飄到最適當的位置，後來當然不合時宜了，就當起這個訓練新人的職位來。
訓練班叫南國，和岳華同期的是鄭佩佩等，兩人都講上海話，最談得來。當時的年輕人都抱着滿腔熱血，希望為電影做一番大事業。
外景收工後岳華和我也一直談個沒完沒了，大家的酒量都不錯，買了一箱箱的啤酒大喝特喝，啤酒喝多了沒什麼反應，就喝起威士忌來，最便宜的叫Suntory Red，是雙瓶裝的一點五公斤，乾了才有些酒意。
喝酒沒有東西送，三更半夜也沒宵夜吃，就在冰箱中找到了一根當早餐的醬蘿蔔，橙黃顏色，又鹹又甜。本來是切成一片片送飯的，但旅館中三更半夜那裏去找刀來切？就把啤酒蓋當成利器，鋸開長條的醬蘿蔔，你一口我一口那麼送酒，岳華多年後還一直記得這件事。
喝酒喝到三更半夜，突然聽到砰砰砰的巨響，怎麼一回事？酒店的工作人員也都睡了，我們就跑到樓下去看個究竟，原來是有人在大力踢大門。
打開一看，站着個身材高䠷的女孩子，是方盈。公司叫她一個搭了飛機來到東京，說有人來接，但是當年的Telex不靈通，常誤事，我們都沒收到訊息。
她一人從香港飛到羽田機場，指手畫腳地把地址給遇到的人看，又雞同鴨講地搭了電車，又搭巴士，再乘的士，最後抵達外景隊住的旅館。
看到了我們，她才抱着岳華痛哭一番。想想，才十七、八歲，當今的女孩子一定沒有她那種膽識一個找上門，到了按門鈴又沒有反應，急起來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踢門。我最記得她穿的是一對白色的長筒靴，在六十年代最為流行，看到她的白靴因走路走到染滿是泥濘，因此我對方盈的印象特別好。
方盈後來也沒有大紅大紫，可能是個性問題，她有她個人的思想，不懂得表現出來，可惜在後期患了一個怪病，可能是類固醇打得太多，臉上起了凹凹凸凸的腫塊。不能當演員之後，她因為看了很多美術方面的書，對美學很有研究，就當起美術指導來。我後來在嘉禾工作，也請過她拍了不少電影，後來也在香港金像獎的美術指導提名過，可惜在二○一○年一月十三日因胰藏癌逝世，終年六十一歲。
導演中平康繼續為邵氏拍了好幾部片子，在晚年他已對藝術沒抱以希望，來了香港拍的戲，都是他舊話的翻版。因為不想影響到年輕時的英名，改了一個中文名字，叫楊樹希。
接着在日本拍外景的是《狂戀詩》1968，重拍《瘋狂的果實》。背景是一個遊艇會，當年香港還沒流行這一套有閒階級玩意兒，就得來日本的葉山地區拍攝。
由香港先到來的是金漢和胡燕妮，他們最喜吃日本菜了，尤其是魚生，我就帶他們去一家著名的壽司店，兩人說他們什麼都敢吃：「蔡瀾，你吃什麼我們就吃什麼！」
我頑皮起來，叫了鮑魚的腸，他們看着那綠油油的生東西，以前見都沒見過，既然已誇下了口，想照吃，但遲遲舉不起筷子，眼瞪瞪地看着我一大口一大口吞下，到最後，還是舉不起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