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因研訊】2019年11月4日凌晨，周梓樂的死，成為很多港人的創傷，無法接受一位年輕人死得這麼突然，死得這麼不明不白。最痛的，當然是痛錫他的父母；仍受創傷折磨的，還有目睹梓樂奄奄一息卻救不了他的少年FA，跟他同月同日生、發現他躺卧血泊的路人，還有一眾街坊，正如周爸爸說，「香港人都好關心」。
17歲的朗軒述說梓樂墮樓那夜時，緩緩吐出每字每句，彷彿每格回憶都會抽乾情緒。當人人都驚嘆他急救時的冷靜沉着，他卻總是覺得做得不夠好，自言「超級情緒化」的他，事後不知哭了多少晚。原打算將傷痛交給時間，但死因庭上，他剜開傷疤憶述事發點滴。
朗軒有一雙比同齡人深邃的眼睛，說話時自信從容、有理有節，時時心繫社運，甚至邊吃飯邊趕在網上發文。但離開鏡頭後，他又回復青春期少年的應有模樣：悄悄照鏡，暗爽出鏡應該幾型仔。
回到墮樓那天，朗軒坦言第一眼看到血泊中的梓樂時，「好譁然、不知所措」。他憶述梓樂傷勢極嚴重，身體多處骨折，必須盡快送院，卻久久盼不來那閃着紅藍燈的救護車，如今想起仍耿耿於懷。
當晚朗軒坐上救護車陪梓樂往伊利沙伯醫院，逗留至清晨才離開。回到家後，情緒才開始湧現，最終在精神與體力不支雙重夾擊下，沉沉睡去。可是醒來後惡夢沒驅散，「係咁逃避囉，一啲諗法、一啲畫面一出嚟，就叫自己唔好諗，又或者去瞓覺。一係就成晚係咁跑步跑步，跑到返屋企就好攰好攰，逼自己瞓」。劣質睡眠換來是脫離現實的不真實感，「唔再望時間，覺得時間係一種好奢侈嘅嘢」。
梓樂最終無法救回，朗軒說他早有心理準備，「但事情嚟到嘅一刻，總係人類接受唔到」。當日他接到消息後，在課堂上崩潰大哭，「放學又喊，小息又喊，sick room（醫療室）又喊，係咁喊」。回家後，他不吭一聲躲在睡房，看着案發照片，一閉上眼，腦海便浮起事發經過。那夜他沒去跑步，房間也不想離開，哭累了便睡。這是他人生中情緒最崩潰的其中一次。
雖然朗軒意識到情緒到達臨界點，坦言想有人幫，「但我唔想再講返件事，因為再講只會更辛苦、更痛」。即使不少朋友嘗試安慰他，但同悲同喜只是美好願望，「情緒係好個人，就算我講出嚟，你都唔可以感同身受，你都冇經歷過」。最後他選擇將傷痛交給時間，「任由時間流逝，件事會沖淡，但唔會忘記」。但他坦言：「情緒只係潛藏喺內心，當有一啲事件、畫面無啦啦彈出嚟，我就要面對。」
在兩個多小時訪問中，朗軒不停問自己：「仲有乜可以做到？又或者仲有乜可以做得更好呢？」他最常提及關鍵詞之一是「愧疚」。事發當晚，他因愧疚而不敢面對情緒激動的梓樂父母，「當刻我已經諗唔到，我頭先做嘅嘢有冇失誤？有冇啲位可以做得更好？我會不斷質疑自己」。
梓樂去世後，朗軒一直不敢聯絡梓樂父母，曾有人傳話指對方很感激他，卻反而令他更愧疚，「佢哋（的傷痛）可能係我嘅一千倍、一萬倍，但要喺咁傷痛嘅情況下，講出一啲安慰他人嘅說話，係一件幾咁為世不容嘅事？」
去年11月，朗軒出庭作供後，主動接觸梓樂父母，「件事去到呢個地步，始終都要面對」。他最常提及的另一個關鍵詞，是周爸爸的「堅強」。周爸爸面對傳媒時發言總離不開「真相」二字，惟有當看到疑似兒子黑影墮樓的關鍵片段後，才強忍淚水說：「我作為一個男人，無可能當眾咁喊。」朗軒指親身接觸對方後，周爸爸堅強的形象在心中「加深咗一百萬倍」，「佢真係好、好、好堅強」，甚至是「過份堅強」。
當日二人一同踏出法院，周爸爸拍拍他膊頭，眼中流露罕見笑意，成為一時佳話。朗軒認為，自己可給對方的安慰非常有限，周爸爸卻反過來安慰他，更令他感愧疚。他激動反問：「我憑乜嘢？唔應該係由一個背負住咁大壓力、背負住好多感情嘅周爸爸安慰返我轉頭，係都係我安慰佢哋。」他撐着，跟對方說：「知你有好多情緒，只係唔願意喺大家面前講，可能背負咗好多好多」。
朗軒指，往後會與梓樂父母保持聯絡，他們將會在自己生命中佔據一定位置，「周爸爸嘅堅強、佢承受一切嘅能力，係我所嚮往」。為尋找真相，兩老在巨大的輿論漩渦下，走出艱難勇敢的一步，「可能我長大之後回想成件事，或者回想以往嘅人生，都一定唔會忘記生命中曾經見過兩個咁勇敢嘅人」。
前年反送中運動是朗軒積極投入社運的契機，更有份創立「香港思流」，擔任面對公眾的發言人角色。但自信背後，是動盪時代下的躊躇不安，就在前學生動源發言人鍾翰林被控違反國安法被拒保釋那天，朗軒哭得厲害，「可能下一個入獄就係我」。
說到入獄，朗軒坦言：「好驚好驚，想像唔到有嗰一日。」他與三年前的鍾翰林一樣，推斷自己十年內必定因政見入獄；說罷望向遠方，開始數算年份，「我𠵱家17歲⋯⋯27歲⋯⋯30歲之前啦，2030年有咩事會發生呢？」即使只剩十年自由，他仍懷抱理想。雖然死因裁判官建議他從醫，但他自小理想是成為律師尋求公義。他說面對強權壓境，或許應思考未來，卻好像奢侈及不切實際。
■記者劉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