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被稱為「中國第一代鋼琴家」的巫漪麗離世，國內網絡登時湧現了許多「悲傷」、「致敬」的帖文，連「一生只守一架琴」的溢美之詞都搬出來了。然與巫漪麗一度同於Mario Paci門下學藝的傅聰，兩星期前病逝時，卻被謾罵為「可恥的叛國者」、「作為英國國籍音樂家，不值得特別憐憫」、「尊重大可不必」，再不然就是質疑英國醫療如何「殺死了傅聰先生」，這類「義正辭嚴」聲音大大蓋過了對愛國鋼琴詩人的悼念。
以中國文化精神灌注西方古典音樂，是為傅聰演奏的風格。精神無形、樂聲具形，傅聰是以中國詩詞境界來帶動音樂，配合得宜時，能幻起別樹一幟的靈逸灑脫，品味脫俗，讓他躋身世界演奏名家之列。尤其他的一手蕭邦馬祖卡舞曲，節奏掌握得妙絕毫巔，多年來從學於他的鋼琴家絡繹不絕，隨便一數，便有陳薩、Lifschitz、Avdeeva，甚至Argerich贏得蕭邦鋼琴大賽時，也說受了傅聰啟發。Fleisher、Lupu等大師都對傅聰由衷敬佩，與他往來的好友，包括Ashkenazy、Argerich、Barenboim、Du Pré等一流音樂家。如此成就，難怪令國內標籤他為「叛徒」的戰狼恨得牙癢癢的。這類嫉妒之言固然不會令傅聰的藝術蒙上污點，令人遺憾的，反而是國內出來的古典音樂家能達世界稱頌的藝術成就，已是鳳毛麟角，卻得不到他心懷故土的同胞尊重。由此勾起各種鞭屍式批鬥，大概絕不是傅聰心儀的「大國風範」。
Ashkenazy、Yablonskaya等於六、七十年代自蘇聯時代出走的音樂家，當年被視為「叛徒」，其後一一獲邀回國演奏教學，受到英雄式歡迎；Horowitz於離國一甲子後，八十年代中以「美國鋼琴家」身份返回故地的傳奇演奏之旅，同樣贏得蘇聯音樂家的蜂擁和讚揚；Hlinka於七十年代選擇移民挪威，亦被當時捷克政府當作叛徒所為，但於千禧年後，亦獲捷克頒授榮譽獎章，表揚他於國際弘揚捷克文化的貢獻。同是共產國家，國民質素卻不太一樣。於五十年代於英國授業的傅聰，行將畢業時面臨應否回國與其父「互相揭發、批判」的徬徨絕望，選擇了出走，雖於七九年後，傅雷獲平反、傅聰受邀回國，而多年來傅聰亦不計前嫌，於From Mao to Mozart紀錄片展現那個音樂文化貧乏的國度中，孜孜不倦地教學新一代學人，但國人仍然對他六十多年前的出走忿忿不平、恨意難消，卻不作反思是甚麼原因，逼走了一個國寶級的音樂大師。
五十年代初，有所謂「中國鋼琴五聖手」，傅聰以外的其餘四位，為劉詩昆、李名強、殷承宗、顧聖嬰，都是那個時代中國音樂家的希望。文革前，他們於國際舞台已嶄露頭角。若當年傅聰選擇回國的下場又會如何？我們不妨看看那個年代音樂家的際遇：
劉詩昆被關進他形容為「希特拉集中營以外最殘酷的監獄」，還未入獄雙手手骨已被打斷；「靠邊站」的李名強被派到農村，每天提豬糞等不斷勞動以致雙手嚴重發炎，張開十指亦難，即使後來靠打類固醇針演出，最後還是無可救藥，曾贏過恩奈斯可國際音樂大賽冠軍的雙手，從此廢掉；巫漪麗遭毒打時苦苦哀求只打腳、別打手，腳患伴隨一生，其丈夫楊秉蓀為小提琴家被扣上反黨頭目帽子，判監十年，為免連累妻兒，與巫離婚；另外，音樂學者沈知白、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教授李翠貞、指揮系主任楊嘉仁、管弦系主任陳又新，都相繼自殺；殷承宗則自言於文革期間「因禍得福」，把鋼琴「洋為中用」，大彈鋼琴伴唱《紅燈記》之類的樣板曲，但文革後則被打作四人幫於中央樂團的代表，須受政治審查多年。「五聖手」中天資最高、技巧亦最穩健的，是顧聖嬰。顧家與傅家交情甚篤，傅雷對兒子和顧聖嬰悉心栽培其文學上的領會。顧聖嬰除天賦極高，教授她琴藝、音樂史、樂理的，都是當時的頂級大師（包括李斯特再傳弟子楊嘉仁、英國鋼琴學派代表馬泰伊的再傳弟子李嘉祿），而她練琴亦比傅聰刻苦，技巧上乘，於贏得日內瓦音樂大賽女子組冠軍的那一年，男子組冠軍便是近代鋼琴大師波里尼。如此寶貴菁英，於文革時的遭遇，讀之令人心中滴血，連稍作陳述亦覺不忍，讀者可讀趙越勝《燃燈者》（增補版）「若有人兮山之阿」一篇。顧聖嬰於傅雷夫婦結束自己生命後，也與母親和弟弟一起自殺，享年不過三十。其父於十年後放監時，才知早已家破人亡，一夜白髮，傷痛終生。
顧聖嬰的錄音之中，令我最深刻的是彈奏李斯特改編舒曼歌曲《奉獻》（Widmung）。原曲歌詞云：「你是我的靈魂、我的心情、我的喜樂，噫，我的悲痛。你是於我所居之處，你是我的天堂，我漂浮其間。噫，你是我的墳墓，埋藏我永遠的哀痛。你是慰藉，你是安寧，你是上天賜我的。你對我的愛給予我意義，你的雙眼令我變容昇華，你的愛令我提升，我的靈魂、更好的自我。」當中的「你」，既是顧聖嬰熱愛的音樂境界，也是她與傅聰心目中的中國。樂曲結尾，隱括一段舒伯特《聖母頌》的旋律。願顧聖嬰於聖母懷中得到安息，也希望傅聰於一片民粹唾罵聲中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