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答記者問，表示中美兩國關係正處新的十字路口。兩個經濟、軍事大國之間未來如何發展，端賴白宮新主人的意向，拜登注定成為2021年世界大局第一男主角。而中美互動不只繼續成為大戲中的大戲，也會牽動印太、中東，以及跨大西洋關係。對於拜登這位年近80的美國最年長新任總統而言，是不折不扣的重大挑戰。
相比起政治素人、真人騷達人特朗普，拜登可說是早在入主白宮之前，就深涉對外事務。和希拉莉也不同，拜登於盛年步入政壇，更是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資深成員。其政治立場雖為鮮明、堅定的自由派，卻與院內、府內跨黨派相關官員、議員關係良好、互動順暢，並沒有賀錦麗等政治新星的意識形態化「政治潔癖」問題。以此為基礎，拜登在廣義涉外人員當中，以「非職業外交家」的身份成功連結各方。
因此，相比起克林頓、奧巴馬等同黨籍前任總統，拜登參與外交事務的程度、深度也會更深，相關政策的個人色彩也會比其他領域更為濃厚。如何同時調整國內不同持份者、利益團體的多元考慮和敏感點，同時又能充份借力打力—以西歐、東亞、中東、南太平洋盟友為支點，更好地發揮美國軟、硬實力，當為拜登及其團隊，首要思考的問題。曾經作為奧巴馬副手，拜登眼前的內外處境，亦多少與之相似。任職副總統的八年經驗，也成為拜登沉着應戰、謀求出路的憑藉。
奧巴馬接掌白宮之時，其前任──共和黨籍右派總統小布殊，亦因為攻打伊拉克等問題，與傳統盟友巴黎、柏林鬧翻，甚至鬧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所謂「單邊主義」、將美國利益置於盟友共識之先、在敏感的中東地區全面倒向以色列，甚至與伊朗、北韓交惡，稱之為「邪惡軸心」，特朗普彷彿也是對小布殊的「蕭規曹隨」。可以說，拜登接手的美國外交境況，與奧巴馬之際同樣複雜而破碎，亦同樣面對重建盟國對華府信賴與支持的難題。畢竟，作為世上最大民主政體的民選國家元首，與世界最重要政治領袖之間，其實有不容易調和的角色矛盾，尤其是面對實力日強的地緣對手、戰略利益挑戰者時。
在過去四年間，華府與東京的政經關係尚算平穩，只在特朗普就任之初，在鋼、鋁貿易問題上，與安倍政府有爭端，並不影響大局。在此期間，透過對華政策，尤其是5G通訊技術領域的協作，美國與英、加、澳、紐的「五眼聯盟」關係，反而更上層樓。而英國正式脫歐，正是當代國際關係的重大轉折。一方面，會讓歐盟輕裝上路，便利於德、法雙頭馬車帶領下達成政策共識；讓歐盟在法規、財務、貨幣上的「超主權」整合，達至新的高度。也間接讓巴黎、柏林更好地向中東、非洲，乃至俄羅斯發揮外交、經濟、軍事影響力。而脫歐後的英國，將在國防、情治、經貿等領域，進一步向美方靠攏，支撐華府對大西洋東岸、乃至印度洋的一系列政策。
拜登在其就任之初，首要大事是拉近華府與布魯塞爾的距離；特別在對伊朗、俄羅斯問題上，不但要取得共識，更要協調共同行動。是否重回對德黑蘭的談判桌，讓拜登必須在西歐盟友與遜尼派阿拉伯國家之間作選擇──後者並不願見伊朗因棄核而與歐美關係正常化。以此為背景，未來一、兩年內，拜登的安全事務重點，在西不在東；除非中國在印太地區再有大動作，否則兩個的焦點，當在金融業、資訊業的開放問題上。在中、歐新近達成投資協定之後，情況尤其如此。
須知道，與共和黨人及其金主，多具第一、第二產業背景不同；民主黨人的選票與競選經費來源，多與銀行、證券、媒體、通訊企業相關。相比起與中國打貿易戰，迫使對方履行「世貿承諾」──讓西方投資者與專業人員，到大陸市場作開放性競爭，更符合拜登支持者的信念與權益。當然，世人也不能忘記，上一次中、美由熱轉冷，並非始自特朗普；奧巴馬在第二任期之末，就派遣希拉莉到馬尼拉、河內提出以「亞太再平衡」為戰略目標。眼前，與其思考拜登會否延續奧巴馬亞太政策，不如相信，拜登本人根本就是「重返亞太」構思者。根據上述邏輯、也參考奧巴馬八年外交路──爭取歐洲先西後東，前期爭取對華經貿協議，後期重整兵馬。這正是拜登順理成章的對華戰略選項。
許楨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