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自冷戰以來的直接軍事介入行動大多弄致焦頭爛額收場。或許正因如此，美國近年對採取軍事介入別國的取態越趨謹慎。特朗普在任美國總統四年期間不時強調「美國優先」，其實就是抱有以制裁取代大規模軍事行動作為對付獨裁政權最主要手段的主觀願望。制裁獨裁政權，既可在一定程度上履行民主大國的道義責任，亦可節省天文數字的軍費開支和避免更多國民參與海外戰爭而喪命。不過，實證顯示，美國不僅難以透過制裁達成政治目標，而且因現實的考量而難以同一的道德標準決定是否制裁獨裁政權。
從美國制裁古巴、北韓、伊朗和委內瑞拉的案例來看，被制裁對象確是蒙受巨大經濟損失，可是均尚未能成功推動政權更迭。再者，制裁獨裁政權的原意是令它們難以得到足夠的資源維持邪惡活動，當中或同時旨在為活在獨裁國度的抗爭者創造更有利的抗爭條件。但是，上述的例子均顯示，抗爭者與獨裁者的火力懸殊問題未有因制裁生效而有顯著收窄，示威活動仍可被輕易鎮壓下來。
或許，民主國家無法一蹴而就推動獨裁國家變天，但仍有制裁獨裁國家的道義責任。不過，實證上，美國多年來並無貫徹始終以同一的道德標準決定是否制裁獨裁國家。例如，特朗普政府2018年一方面以土耳其長期監禁美國公民布倫森牧師為由對土耳其實施制裁，另一方面並無嚴正追究殺害異見記者卡舒吉的沙地阿拉伯。踢爆沙地獨裁政權虐殺卡舒吉的，恰恰是遭受美國制裁而心生不忿的土耳其埃爾多安政權。
說白一點，特朗普之所以放生沙地，與其圍堵伊朗和親以色列的中東政策息息相關。特朗普希望強硬對付中東什葉派大國伊朗，不能單靠制裁一途，而且需要遜尼派大國沙地的積極配合。若然美國在卡舒吉遭虐殺後對沙地實施制裁，可能令同屬阿拉伯國家的沙地和伊朗有修補關係的契機。
換個事例來說，中東庫爾德族長期遭受土耳其、敍利亞、伊朗和伊拉克的壓迫，若然說美國有支援受壓迫族群的道德義務，那麼它理應支援庫爾德族。遺憾的是，由於庫爾德族聚居地理位置恰恰受到土、敍和兩伊四國的圍堵，長期支援它的軍事和經濟成本過於高昂，所以美國多年來也不見得對庫爾德族提供積極的支援。尤有甚之，特朗普去年一度不顧庫爾德族的安危試圖把美軍撤出敍利亞，結果令庫爾德族慘遭血洗。庫爾德族多番遭出賣的事例，再一次證明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現實主義掛帥多於道義主義。只有在符合美國利益，或最少與美國利益沒有嚴重牴觸的前提下，美國才會樂意積極履行民主大國的道義責任。
無論如何，儘管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令不少前幕僚和盟友抱有怨言，但筆者仍能理解為何不少港人會支持他，這與巴勒斯坦因長期遭受以色列和美國壓迫而選擇支持中國的道理大同小異。此外，雖然特朗普政府的制裁行動未能達到預期目標，但繼任的拜登在短期內也難以推翻這種極限施壓的外交政策。美國制裁委內瑞拉和北韓得到多個西方民主國家的支持，若然美國在短期內貿然放棄制裁，恐怕會同時遭受國會和盟友的非議。美國重啟對伊朗的制裁並未得到歐盟的積極支持，但畢竟米已成炊，即使拜登甫上任便放棄制裁伊朗也難以改變對方提升提煉鈾濃度的決心，反倒凸顯美國新政府的軟弱。因此，若然拜登選擇在制裁伊朗的事宜將錯就錯下去，亦非出乎意料。
楊庭輝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