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新年在窗前添點顏色，除夕日到花墟買了一株盛開的簕杜鵑。興高采烈回家之際，收到黎智英先生再次被關押的消息，既憤怒、亦訝異。憤怒的是國安法罔顧「無罪推定」的原則，徹底破壞普通法的精神。訝異的是在惡法之下，連馬道立帶領的終院亦成為「以法制人」的工具，法治精神已蕩然無存！
那個晚上，一家人圍爐，沒心情談新年願望，最後只談決志要完成的事情，都是像蒙田在《論慎重許願》所說，是謹小慎微的許諾，免招自己和他人失望。特別在瘟疫和暴政橫行下，誰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
有些朋友受不了黑白顛倒、奸人當道，已經遠走他方。這種心情我很明白，正如我看見陳智思和林鄭在黎智英被關押那天，笑顏盈盈、互相吹捧對保育工作的貢獻，我腦裏響起的是George Orwell的一句話：「我們的統治階級究竟是邪惡抑或只是愚蠢是這個時代最令人費煞思量的問題。」
可悲的是，現在逃到英美的朋友，倒是活在武漢肺炎的重災區，人身自由反而少了。不過對於有政治風險的朋友，我還是力勸他們離開，誰想他們承受黎智英、周庭等的「甲級犯」待遇？有一位朋友跨越重重難關到達海外後，回頭一看說：像逃離地獄！
我是1992年從美國逆流回來香港的，那段日子有數十萬港人因擔憂香港前途而移民海外。像我這樣因為回歸而感到一種歷史召喚的人，今天卻要勸朋友離開是何等反諷？「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本是聖人教訓。當年像錢穆、牟宗三這些大儒如果不是離開故土，新儒家恐難在文化革命的狂飆中存活，更沒法生成「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新亞精神，感染無數中大學子。
但也有像陳寅恪這樣傑出的學者，沒有接受國民黨的「搶運學人」計劃在1949年離開中國。他並非對中共有信心，甚至預計文化發展將受挫折，只是他有一種「與華夏文化共浮沉」的心志，必須活在孕育這文化的土地上。往後他的研究受到種種限制（包括沒有原稿紙寫作）、文革中更飽受身心折磨（將喇叭置於他睡房窗邊，強迫癱瘓的他收聽群眾批鬥他的內容）。他沒有寫出宏大的文化發展史，反而以詩論史，寄憂傷之情。陳先生有否後悔當初的決定？好像沒有確鑿的說法，但雙目失明的他恐有更強落葉歸根之感。
我在獄中讀歷史小說《曾國藩》，讀到他五十多歲時遇高人指點，勸他「莫從掀天揭地處着想，要從波平浪靜處安身」，頗為觸動。回想自己半生勞碌，無暇讀書寫畫和陪伴家人，頓生離意。只是出獄後見滿城哀傷，國安法通過後更是法治崩壞，反而想留下來與港人同喜同悲。是去或留，或者要見步行步，但一天在這裏生活，都想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的新年決志便是要見證暴政、陪伴憂傷的人。或者書寫、或者製作「健民書房」YouTube，記錄這荒誕的時代；或者探監、或者寫信，希望可以給被囚的手足一點鼓勵。
今天有蝴蝶飛到我新買那株簕杜鵑採花蜜，美得有點震撼，叫我相信這世界仍有些角落是黑暗無從掩蓋的。
陳健民
佔中發起人，以筆為劍，不忘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