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六先生，是在他的生日，三先生為弟弟開了一個小型的派對，請了些好友，我父親是座上客，也把我帶了去。
記得我大概是十四五歲吧，年輕人總是望快點長大，留了些鬍毛，唇上有一八字鬍，六先生看到了，笑着說：「我幾十歲人，還沒有鬍子，你倒留了不少。」
「長大了一定剃掉。」我回答。大概是當時留給六先生一個好印象，他一直記得我這個晚輩，後來得知我在日本留學，想起了就跟家父說：「人既然在日本了，不如替我做些事。」
駐日代表就因此而起。
我生於小康之家，一直不想父母為我的學費負擔，有這個機會，欣然接受。
最初做這個工作什麼都不懂，先是負責六先生和他家人來東京時的翻譯。六先生很喜歡吃日本東西，尤其是鐵板燒，在銀座附近有一間叫「Misono」的餐廳，是他的最愛，好像百食不厭。
住的是帝國酒店，當年還有Frank Lloyd設計的舊翼，由火山石搭成。六先生和酒店經理的關係良好，一到了就買兩瓶黑牌尊尼獲加威士忌送他，當年能夠喝到紅牌已是大事，有黑牌已是最高的禮物，經理有個姓氏，中國人聽到總會大笑，叫「犬養」，什麼？是狗養的？
通常六先生是單身來的，有時也帶家人，他的太太身材肥胖，是位很仁慈的女士，我們都叫她六嬸，六先生很會看人的眼神，指着六嬸，說：「我很瘦，命中屬木，六嬸她，屬土，兩人配得剛好，哈哈哈。」
六先生身為巨富，但還是很節省，沒住什麼總統套房，有時只住雙人房，有時來間小套房。一進房間，第一件事就是把衣服掛好，要住幾天就帶多少套西裝，料子都是最貴的絲質布料，人們叫為四季裝的，春夏秋冬都可以穿，他的內衣內褲也是訂製，全部絲綢做的。
吃的也不全是大魚大肉，常向我說：「你吃什麼，我就吃什麼，帶我去就是。」
有次吃厭了酒店中的早餐，要我帶他去街邊吃，火車橋下有一檔賣牛雜的，非常美味，就和他去了，看他吃得津津有味時，火車從頭頂經過，轟隆作響，架子上的碗碟被震得落下一個，剛好掉在那一大鍋牛雜裏面，濺得他全身都是。
這時他也沒生氣，只是皺皺眉頭，也不怪我，輕聲說：「人家不是故意的。」
偶而三先生也來東京與弟弟滙合，開了另一間可以打通的小套房，兩人一聊，就談到天亮，臨睡前打電話告訴我翌日不出門了。
三先生帶着太太，我們都叫她三嬸，樣子端莊，可以看得出年輕時很漂亮的，我從來沒看過那麼一位友善的女士。
在這段期間，我第一次遇到方逸華，我們都叫她做方小姐，方小姐不算漂亮，第一個印象是嘴巴很大。後來我遇到何莉莉的媽媽，她從來不叫方小姐，只是豎起拇指和食指，放在嘴邊。
方小姐在東京時對我客客氣氣，我當然也很尊重她，她和六先生很少同時抵達東京，總是一先一後，多數是先和她的男朋友，一位又白又胖的年輕人，是位菲律賓華僑，福建人，有時我們用閩南話交談，他沒有中文名字，英文名是Jimmy Pascal，我們都是年輕人，很談得來。
Jimmy和方小姐住了一陣子，等到六先生來到，就搬出去，臨走之前也大家一齊吃飯，有說有笑，我一直沒有搞清楚這種關係，後來有次家父來了東京，我們聊起。
「六先生是怎麼認識方小姐的？」我禁不住好奇心。
爸爸說：「方小姐最初是與一個魔術師的助手，人年輕，身材又好，很快地兩人好投緣，是六先生栽培之下學習演唱，當了歌星。」
「和她男朋友呢？六先生怎麼容忍？」
「有許多人間關係是很複雜的，六先生容人之量最大，你以後便會慢慢地了解。」父親說。
這一點，我後來果然覺察。當年六先生一直培植着李翰祥，李翰祥背叛了他自己出去搞國聯公司，到台灣拍戲，和六先生打對頭，後來沒有成功，在走投無路時回到香港，託人向六先生求情，六先生愛才，原諒了他，當時方小姐已坐鎮，大力反對，但六先生沒聽她的，讓李翰祥回來，拍了一連串賣座的電影，這時爸爸告訴我關於六先生的容人之量，我才開始了解。
六先生是非常尊重有才華的工作者的，據說李翰祥還沒離開之前，對六先生也不太客氣，這些六先生都忍了下來，這種量，不是常人能夠做到的。
六先生一向教導我：「如果你喜歡電影，就得想辦法不要離開它，黃梅調不賣錢了拍功夫片，功夫片不賣錢了拍風月片，主要是賣錢才能生存，沒有對和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