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九六四事件後，歐盟每年都在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大會上提出中國人權議案，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中國對此做法一直不滿，最新解密檔案披露，歐洲多國早在1996年已對繼續提案動搖立場。
英揆私人秘書John Holmes在一封1996年3月致外交部的信件中，滙報他向德法對手了解的立場，其中德國總理外交顧問Joachim Bitterlich向他表示，中國正大力游說德國，包括李鵬曾與德國總理Kohl會面，投訴中國被不公地針對。Bitterlich聲稱德國雖堅持人權立場，但認為與中國對抗是「非理性及欠成效」。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的外交顧問Jean-David Levitte認為應考慮停止提案。
美國當年在中國人權問題較強硬，得悉歐洲各國立場有所搖擺，即去信英國首相馬卓安表達關注，力數中國違反人權事例，呼籲各國繼續在聯合國保持壓力，當年聯署的議員亦包括現時候任美國總統拜登。法國最終於1997年3月宣佈否決再以歐盟名義，提出中國議案，並獲得西班牙、意大利及德國支持。
John Holmes在同月另一封外交部信件透露，法國外交顧問Levitte稱總統希拉克認為在聯合國提議案不但對中國人權狀況沒有幫助，且會令中國領導人變得敵對，希拉克執意要停止每年提案的做法。
英國當時在銀行、保險、工程等範疇與歐洲多國爭奪進入中國市場，一直認為歐洲多國在人權議案中退讓是出於商業動機。Holmes其後曾在滙報中批評法國「為合約放棄原則」。
英國外交部回信，指在香港主權移交的一年停止提案，將發放錯誤訊號，但正值部份香港談判最後階段的敏感時刻，擔心由英國提案會影響談判，於是一直游說其他歐洲國家接手。最終丹麥願意在該年的人權委員會以單一國家名義提案，化解英國尷尬。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歐洲研究主任尹子軒指，歐洲視中國為系統性對手，傾向「一邊做生意，再一邊透過做生意施壓」，例如在合作中加入人權條款。尹指，比起俄羅斯及中東，中國並非歐洲最重要議題，雖然六四事件後一度與較強硬的美國走得較近，但不少成員國在90年代仍然相信中國可以「和平崛起」，希望避免與中國出現外交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