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對流亡的理解，最近又貼身的記憶，大抵是31年前那個春夏之交，愛國民主運動的中流砥柱，被迫離國投奔他鄉；31年後，當港版國安法在本來的國際都會被雷厲風行用作打壓反對聲音，香港在2020年重演1989年後那一幕，大批年輕抗爭者陸續流亡海外，延續香港無法完成的使命，但離鄉別井的海外抗爭路絕不易走，每當事與願違，難免令這班飄泊海外的年輕流亡者失落及造成壓抑。
究竟有多少抗爭者流亡海外？至今仍沒有一個確切數目，因為除了如羅冠聰、許智峯等知名流亡人士外，更多的是低調離開，即使在海外繼續文宣工作，也是盡量隱藏身份，擔心連累仍在港的家人朋友。根據傳媒資料及報道，單是流亡台灣抗爭者最多逾300人，還有流亡德國、美國、英國、加拿大的人，數目隨時近千人。
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前職員鄭文傑（Simon）可算是最早流亡海外的人，他去年底已流亡英國並獲英國政治庇護。據外媒報道，他今年7月底被香港警方通緝，指他涉嫌煽動分裂國家、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等罪名。由奉公守法變通緝犯，走上沒有回頭的流亡路，Simon形容是香港的「新常態」，「呢一兩年太不可思議，幾光怪陸離嘅事都會發生。我本來較悲觀，以為開頭會好大規模逮捕，但原來係慢慢磨你。」
他在反送中運動期間以英領館職員身份返大陸公幹被捕，事後透露遭酷刑對待，回港一刻他已打算離港，「因為佢（中方人員）恐嚇如果我講（事實）出嚟，就會嚟香港捉我。」之後在港跟警察見面，發現有可疑人士跟蹤監視，令他擔心自身安全，繃緊情緒直到踏上台營飛機離港一刻，才終鬆一口氣。
不過，Simon直言海外流亡之路絕不易走，不少人面對很大壓力，「喺國際線好多社運人士都好壓抑」，特別是對一些年輕流亡者，Simon眼見他們所做的事或許徒勞無功，但總不忍心對他們說出事實：「啲17、18歲嘅小朋友嚟搵我，想聯署寫信、拍門搵政要，我會配合，唔想熄滅佢哋團火，但我心入面知道呢啲冇用，政客有計算，但我點講？」因連月寫信、拍門沒有回音，只能看着社交網站帖文的按讚數字而失落，他更心酸又失望，「失望係我哋帶出嘅風氣，令下一代以為不斷同議員拍門握手影相，係香港民主嘅出路。」也反映港人的公民力量未夠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