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運動爆發迄今逾年半，被捕人數突破一萬人。隨越來越多抗爭者被關進牢獄，懲教職員虐打囚犯的事迹亦不時曝光。曾有在壁屋懲教所還柙的示威者因唱《願榮光歸香港》而被迫蹲行、遭掌摑；前「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亦曾被要求步操超過四小時。
為何抗爭者會在監獄中遭受如此待遇？情況有可能被遏止嗎？一名去年離職的資深懲教職員接受本報專訪，揭示石牆內不為人知的秩序和官僚制度。只有公眾持續關注，囚友才有機會撼動這個黑暗的地下世界。
記者：陳芷昕
要了解抗爭者在監獄中的遭遇，必須先了解監房秩序。去年離職的資深懲教職員（化名X）形容，監獄其實就是一個地下黑社會，「監獄係一個龍蛇混雜嘅地方，好多黑社會入到去都會繼續插旗，咁點同佢哋周旋呢？對古惑仔就係要打要鬧，之後再畀啲利益佢，咁就有偈傾」。打鬧的手法有很多種，總之是要向古惑仔展示阿Sir至高無上的威權，以便「食住個犯」、「易啲管教」。
「可以用羞辱犯嘅方法去玩，例如叫啲犯互摑，摑到我話停為止。又或者安排一個故事，例如話個犯情緒失控，職員要用適當武力控制佢，所以要用胡椒噴佢。咁班職員就會埋位，戴定膠手套，搽定嘢上手，幫佢洗面。」但打完，時不時又要給些甜頭。職員會在所員之間挑選一些較合作的囚犯擔任「B仔」，他們會幫忙管理囚犯和提供情報，亦因而享有特別待遇，「煙仔、B仔飯呢啲嘢」。
幾十年來，懲教職員與囚犯相互微妙的關係，讓這套地下黑社會文化一直在監房中行之有效，也沒有多少釋囚願意公開他們在監獄中的見聞，這套秩序因而得以永續下去。「佢哋由十幾歲坐到幾十歲，畀職員打到慣。佢知今次出咗去，都會再入返去，咁計過條數，如果今次型咗，搞寸咗個party，咁下次咪要找數囉。總之佢哋唔需要公道，只需要利益，就冇咩投訴──呢個就係監房本身醜陋嘅文化。」
然而，當因參與政治運動而入獄的一眾「普通市民」，墮入這個地下黑社會，這套秩序終於被挑戰。「𠵱家班普通市民係文人，冇黑社會單位，唔講咩利益，只係要公平，要人道，要得到佢應該有嘅嘢，仲要同你爭取。面對住咁多政治犯入嚟，懲教署其實都係摸着石頭過河，但佢哋冇諗過要用一套新嘅公平公正嘅方式去管理監獄。你話啲飯菜可唔可以唔好365日都係同一隻味，懲教署就覺得係你搞事、對抗。」
政治犯與懲教職員的衝突，其實就是文明價值觀與傳統監獄制度的衝突，政治取向更是讓虐囚問題惡化的催化劑。當政治犯遇上政治立場「藍到黑」的前線職員，下場更慘烈。「佢哋會覺得你班曱甴仔搞是搞非，咁咪更會落重藥，畀啲學習體驗佢囉。」但有時，政治犯遭受的特別待遇，未必與前線職員有關，而是由管理層直接發號施令。「佢哋其實好多都乖仔，又咩哥前咩哥後，幫你倒熱水，始終人嘅質素比裏面一般人高，有時就算前線藍到黑都好，你點搞得落呀？但最慘係班高層下下都話要搞。」
所謂「搞」，就是凡事都矯枉過正。「用課室做例子，乖學生欠交一、兩次功課，老師可能唔會追你；但壞學生咪係咁追你囉。咁佢地咪就係被當係壞學生囉，全部嘢都揸到最正，床被要摺到起角。明明佢表現乖仔可以提早放監，都要搵啲嘢搞吓佢，總之就係用最嚴格嗰套對佢。」X解釋，管理層如此極盡打壓政治犯之能事，都是為了擦政府鞋，以換取政治本錢。「懲教以前係由警察分出去，一直都係二奶，做二奶就梗係成日都想做啲成績畀人睇。做口罩都冇用，咁咪成日自己諗計死擦爛擦囉。唔通你打死個犯咩，咁咪對佢嚴啲囉。」
政治犯可以指望政治立場屬黃的懲教職員為他們出頭嗎？ X表示，在八、九十年代入職的職員，普遍不將犯人當人看待。但自2000年起，懲教署中開始湧現一股「萬字（即職員編號為一萬以後）勢力」。不論是管理層或是前線職員，他們的政治取態都偏黃，講究公平、人道主義。「噓寒問暖都要，『尋晚返風，有冇着多件衫？』、『啲嘢食唔係好得咩？幫你諗諗。』」
但縱使新一派懲教職員漸成主流，位高權重的仍多是老一輩藍絲，年輕一輩為了前途往往只能吞聲忍氣。「如果你阿頭係藍，佢知你係黃，會唔會話埋你一份呢？會唔會特登編你去啲日曬雨淋、最難頂嘅更呢？」即使有高級職員屬黃絲，X認為在現時香港白色恐怖的氛圍下，公務員都不敢高調表態。特別在講求團隊合作的紀律部隊中，政治壓力更甚，更莫說要為政治犯出頭。
職員之間難以互相制衡，懲教署管理層亦同樣懶理前線行為，「好似之前劉馬車畀職員打，畀cam見到，職員最後要負刑事責任，懲教署都唔會幫──就算你打死咗人，都係你負返責任，佢冇事上身就得」。管理層的漠視和放任，讓前線職員在所屬環頭能有如惡霸般任意凌辱囚犯。如果職員屬保安組，則更「冇王管」。保安組隸屬懲教署服務質素組，坐擁大權，監察所有環頭，管控一切書信資訊，重點是懲教署署長胡英明也是保安組出身，「保安組可以管人，但冇人可以管到保安組」。懲教署內部缺乏制衡和問責機制，助長了其山頭主義，「自己想點就點」，囚犯有口難言。
不能仰賴內部改革，就只可以靠裏應外合。2017年電影《同囚》上映，讓X明白到公眾關注對懲教署改革有多重要。《同囚》講述少年犯在勞教所的經歷，一幕幕懲教職員凌辱、虐打囚犯的畫面，如「落雞翼」、「食狗飯」，都是真有其事。電影上映後，勞教所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原本嘅沙嘴職員大部份都調走咗，換埋阿一（監頭），換咗好多新人入去，講明唔可以郁手，要開明。監房秩序可能會差咗少少，但其實係好事，好多職員都咁諗。以前打到死咁滯㗎，大家都唔想但又停唔到班變態佬，有時仲焗住要參與。但因為公眾關注，令到件事有轉機。差佬就理得你啦，但懲教係真係會驚，會顧忌。」
惟隨着香港政治打壓越益嚴重，揭示黑獄內幕更加困難。11月，懲教署以疫情為由，收緊「公務探訪」安排，過百議員投訴懲教署此舉是剝削在囚人士向議員求助的權利。即使外界能代囚犯通風報信，X仍然對懲教署改革不樂觀。「好似你問佢點解呢本係禁書，佢下下就四隻字『保安理由』，係冇準則，好多時決定權都喺監頭身上。但法例寫到明佢可以人治，你只可以話佢濫權，但濫權又未必係犯法。你頂多只可以話佢乞人憎，冇得話佢錯，佢唔理你你都冇辦法。」他認為外界只能從小處入手，如推動懲教署在環境衞生、食物安全等方面逐步改善。
但追本溯源，懲教署要真正反思的，是懲和教的意義。X在監獄任職十多年，接觸過各式各樣的囚犯。他認為，只要職員願意與囚犯溝通，大部份囚犯都會願意傾聽和嘗試改變自己。「監獄有好多規矩，要作息定時，強制要有工作。本身呢啲制度係為咗讓犯人培養返一個良好嘅生活習慣，而懲教人員嘅任務就係令犯人肯去接受呢一套規矩同模式。坐監本身已經係懲罰人，令人失去自由。如果再加以懲罰或刻意刁難，就已經係濫權。如非必要，根本唔應該罰人，教化先至係懲教最終使命。」
本報向懲教署查詢職員虐囚事件的真確性、問責機制和投訴方法，懲教署僅就鍾翰林遭體罰一事回應，表示得悉相關指控後，即時作出調查，證實指控並非事實。懲教署稱，職員會確保一個安全及穩妥的羈押環境，以一視同仁的原則管理在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