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就喜歡看電影，在學校時也盡可能逃課，把頭埋在戲院中。父親在邵氏當中文部經理，櫃桶藏有一本贈券簿，我一直冒認他的簽名，拿去免費看，母親給的零用錢，也大多數花在看對方的戲。
當年電影院分國泰和邵氏的天下，我不斷地一場又一場，但看的多都是好萊塢片子，忍受不了到了一半就唱起歌來的粵語片。
電影院一天放映六場，早上十點半、中午十二點半、下午兩點半、五點半，晚上七點半和九點半。到了星期天有早場，一大早八點半開場，周末有午夜場，十二點放映到半夜三更。
中學時有個同學叫楊毅，家裏給他買了一輛士古打，我們上完一兩堂課後就不見人影，學校還是要穿短褲時，我們的書包裏總有一條長褲，換上就跑。
有一年暴動，馬來人和中國人打起來，全城戒嚴，另一年反英國殖民統治，也鬧得沒有公共交通工具，我們幾個學生就從家裏騎了腳踏車到市中心去看戲，生活總離不開電影。
到了出國年齡，家庭狀況雖是沒有能力到美國學電影，求其次的是日本了，在戲院上的日活公司石原裕次郎電影，把銀座拍得大放光明，東南亞那有幾個都市能像東京那麼明亮？
到了日本之後，也是每天鑽去戲院裏，當年也是日本電影的黃金年代，每年製作幾百套。一來就是兩部新片，通常是一部有大明星主演的，夾着另一部小製作的，同期放映，他們沒有散場的規定，觀眾只要買一張票子，如果不走出戲院就可以看一整天，當然也沒有人儍到那麼做，除了我。
一走進去就買了麵包，同樣的片子看完又看，連續幾天，看到對白都能背出來，我的日文，就那麼地獄式地學習，怎麼樣都要盡量在短時間內把日語講好，因為知道父母供我出國不是一件易事。
學校叫「日本大學」，這間大學實在大，分很多學部，我上的是藝術學部的映畫科，校址在江古田區，學了幾個月後已知道教的是理論為重，失去興趣。
一天，接到父親來信，說六先生指定要我擔任邵氏公司的「駐日代表」。
什麼叫做「駐日代表」，要做些什麼？我一點概念也沒有，也硬着頭皮說邊做邊學。
上一任駐日代表叫吉田修一，是位紳士，非常友善地把工作一一交代給我。
最主要的是管理邵氏電影的沖印品質，當年的彩色沖印都要在一家叫「東洋映像所」裏面進行，香港拍好的底片先寄來沖洗，再印出黑白片，當時叫為「毛片」，寄回香港。剪接師把毛片剪好，把上了對白片和音樂的聲片，寄回東洋映像所，這邊的技師把彩色底片按照香港的毛片剪了，加上聲片底片字幕底片，一共三條，印出的電影，才叫「拷貝」。
寄來寄去，當然有時會出錯，好像影像和聲片對錯，術語叫「不對口形」，字幕出現時和主角們講的也會出錯，等等等等，最主要還有彩色沖印得漂不漂亮，都要一一檢查。
通常一部電影要印十幾個拷貝，賣座的要印幾十到百多個，分別送到各國的戲院放映。
這個工作讓別人管，看一次就夠了，但輪到認真的我，一點差錯也要怪自己怪個半天，所以每個拷貝都要看一次，看得滾瓜爛熟，雖然沉悶，但是剪接的基本功因此非常穩紮穩打。
另一個重要的任務，我是購買日本電影到香港和東南亞放映，所以要盡量看。每次新電影都要去看試片，在這段期間和日本五大公司的關係打得很好，因為我代表買家，他們對我也很尊重。
還有數不完的瑣碎工作，像拍動作片嘛，一定要用血漿，當年也只有日本做得好，不但顏色像，還要好吃，大明星們含在口中噴出來才不會覺得惡心，都是從日本運去。其他道具，像噴火的槍械也全部代為購買。
好玩的是電影明星，需要整容的話，都得服務，因此和日本最出名的「十仁病院」關係搞得最熟，每年都會給他們很多生意，院長說要回報，打量了我老半天說：「你的下巴太短，不如送一個下巴給你！」
我聽完把他趕走。
當年林黛拍戲拍得一半，自殺了。電影《藍與黑》的下集只好找一個人來做替身，也派她來整容，結果怎麼也整不像。
還記得有這麼一個趣事，那時候長途電話費貴，通訊都用Telex。我接到一封，說：Please pick up miss seiko at airport。
Seiko日語中也可作「性交」，什麼？要我去接性交小姐，後來搞清楚，才知道是「精工」，工展會選出了精工錶小姐，要我到機場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