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報道，北京計劃取消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117席來自區議員的席位，相關議程最快今個星期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報道又指，北京目的是令反對派不能左右2022年的特首選舉。而相關席位會由其他界別，或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填補。北京亦計劃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中的五個超級區議會議席。此外，為了削弱泛民區議會力量，計劃利用宣誓大規模DQ非建制派區議員。
面對香港這盤大敗局，北京正採取底線思維去部署，將局面想像到最「壞」的程度，然後將這些政治風險提前處理。香港問題從北京底線思維角度，是嚴防反送中運動的民意因為無從宣洩，變成了泛民選舉的推進器及助燃劑。去年區議會選舉建制大崩盤，北京大為震驚，於是為了防止立法會35+，便借疫症理由押後選舉，重新部署。中共盤算最壞情況是失去立法會控制權，也失去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一錘定音操控權，受制於本地商界勢力，這就等於失去了政權。
由此底線出發制訂了兩層防線，首先全面引入DQ，並且可以在議員任期內追究違誓行為，這等如效法伊朗神權政治的教士監護委員會，由中共港澳工作小組作為最高權力機關，監督審查各級議員資格，隨時按需要DQ，進行宣誓審查。第二層防線是索性將九七之後牛步的民主化安排全面收回，主要是曾蔭權任內所推動的政改，由胡錦濤最後拍板的2010政改方案。當時方案是擴大有民意基礎的區議員在政治上的角色，成為行政長官選委及將五席功能組別由區議員提名，全港直選產生。
本來，代議政制在英治時期提出，是順應社會發展趨勢，將70年代崛起的壓力團體及居民運動吸納，一步一步變成「建制」，成功穩定了後過渡期的政治秩序。北京也確認需要循序漸進發展民主，主權移交十多年，但到了臨門一腳，曾蔭權爭取到普選時間表之後，北京不願放棄背後牢牢控制立法會及行政長官的權力，講了一大堆甚麼全面管治權、國家安全、一國先於兩制等理據，然後給予一個鳥籠方案，於是雙方越走越遠，由於民主化問題未解決，導致2014佔中至今持續的政治不穩定。
相信北京研判在疫症下凍結了公民權利，反對運動難再起，於是便全速在香港推進「伊朗模式」，建立管控式民主。問題是疫症會永久存在嗎？一個國際城市可以在疫症結束後繼續維持準戒嚴狀態嗎？若果民主體制倒退回廿多年前主權移交時的狀態，政治體制無法吸納社會力量，或不具備解決政治矛盾的功能，這只會變成曠日持久的街頭運動，除非中共相信可以未來五至十年維持目前「凍結」公民權利的準戒嚴體制，否則，香港不會回復正常秩序。
如果香港真的有甚麼深層次矛盾，就是落後的政治與先進的社會出現巨大落差，畢竟資訊科技發展，民智已開，落伍及拼湊而成的政治體制容納不下新世代，出現了政治血栓閉塞，殊不知北京竟然再進一步收窄血管，以收短期管控政治風險之效，但代價將是香港中風、癱瘓不起。
劉細良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