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意研究所上星期宣佈「我們香港人」計劃將會暫停重整。記者會中，有傳媒提問研究所是否因為經費不足所以要暫停項目，總監鍾庭耀解釋計劃花費不算多，不過既然研究所資金主要由捐款支持，總要用得其所。研究所隨社會環境改變而檢討各計劃的運作模式，實屬正常。而我想我們都不得不承認，過去這段日子，香港改變得非常之快。
身為「我們香港人」計劃的負責人之一，請讓我解釋一下計劃的原意和當前困難。民意調查基於科學，講求客觀公正。不過與此同時，民意調查有其政治影響，本身也是社會輿論的一部份。因此，得承認問題設定的過程本身也會影響社會議程。如果某些議題被民意調查所忽略，社會便無從對相關民意有實在的討論。「我們香港人」計劃的特點，在於把提問的設定權倒轉過來，邀請市民參與提問的設定。
相對於源自學術界的長時期追蹤調查，由市民提出的問題往往更為單刀直入。例如自1993年起香港已有市民對一國兩制信心的民調，「我們香港人」計劃在今年6月則收到市民提案，要求直接問大眾是否認同香港已由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結果：50%同意，43%反對）。又例如相對於自特區成立以來已有的警隊滿意度調查，去年11月有市民提議直接問「如果在路上遇上警民衝突，你會害怕示威者還是警察」（結果：59%警察，29%示威者）。
不過，隨着抗爭運動曠日持久，社會意見越來越極端固化，我們開始發現雖然每次調查的題目都不一樣，結果卻都差不多：民主派市民的意見高度一致，總有九成站在反對政府的一邊，每次的分別只是多於還是少於九成半。
對此，我們想到幾個可能的解釋。第一，今天的香港政府已不再理會民主派的市民對政府有何看法，所以不介意不斷推出一些他們完全不能接受的做法。這個解釋似乎最合乎很多香港人近月來的體驗，每天看政府的新聞發佈會都感到政府政策是在與民為敵。第二個可能是民主派的市民對政府存有偏見，所以不論政府提出甚麼他們都會反對。我對這個解釋有點保留，因為公平起見我們會嘗試避免在提問中點明某個意見是來自政府或親政府人士，而只會以「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概括處理，理論上民調回應的是該意見本身。最後還有一個可能：向我們提議民調問題的市民本身是有選擇性的，特別喜歡向我們提出壁壘分明的題目。不過反過來想，今時今日的香港還有多少對公共事務議題的意見是不受政治立場所影響的呢？
有時市民對公共事務議題的意見和政治立場的關係可以相當奇怪。例如今年6月有市民提議調查政府高官的親屬應否放棄外國國籍，結果民主派市民的支持比例遠高於非民主派。如果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我們會預期政治上比較開明的民意對國族議題也會比較寬容，但在這條問題上面香港人所想的明顯不是國族議題本身，而是他們眼中高官在國族議題上的虛偽。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非民主派市民也有過半支持高官親屬放棄外國國籍，使得這次提問難得出現民主派和非民主派的市民立場一致。
作為現時尚餘少數合法的發聲渠道，市民想透過民意調查來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可以理解。研究所每星期都會收到一些明顯以批評政府為主旨的民調提案，我們都會專業地把它們改為客觀用字以確保提問中立性。不過眼見提案中流露出的各種憤慨越來越多，也從側面感受到香港社會怨氣之重。
在如此的社會氣氛之下，幾位計劃的負責人感到繼續追趕每星期的新聞熱點推出相關民調，未必是最有效貢獻社會的方法。我們仍然相信就即時議題推出民調還是很有價值的。如何在堅持「由下而上」的初衷同時，因應社會改變重新設計研究方法，我們還需要多一點時間思考，因此決定將計劃暫停重整。
最後，我要感謝所有自計劃成立以來提供各種幫助的朋友和參與歷次調查的市民。回想今年7月，我們就「你有多支持或反對香港是一個自由城市的說法」發表調查結果；當天晚上，警察就帶同搜查令來到民意研究所，不少外國媒體報道相關消息時都說十分諷刺。未來的挑戰恐怕只會越來越多，幸運的是有很多有心人和我們一同應對。
梁啟智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