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二〇二〇已到了尾聲，我們已不敢去數一數算一算這三百六十五天裏過的是怎樣的日子；生活中失去了什麼？不堪數算的得與失，得的全是負面；每天確診人數、死亡人數、被控告被起訴被入獄、被迫要亡命天涯與親人兩地分離，與過去一切來不及告別，失的是生活中的常態，人際關係往來，行街、睇戲、覓食，興緻來時喝茶聊天浮一大白，有限的消遣、有節制的交往、旅遊、探親、掃墓、慎終追遠不可行，探病、訪友、應酬、攻打四方城、進馬場、入投注站不可行，健身、剪髮、修甲、按摩不可行、走進圖書館、走進電影院已成遙遠的回憶……還有失去更多的；基本的自由法治，集會、結社、遊行、呼口號、抗議、一切不平之鳴，陽光之下，傳媒變天，新聞工作者沒有了尊嚴、立法會的變天、移民潮的無日或已。唯一的那一家象徵着死守新聞工作者責任的報社老闆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銬進監獄；被如對付江洋大盜般的腳鐐手銬加腰鍊緊鎖；如此場面，試問有誰欲觀之？但我們都無能為力，在強權暴政下低下頭，淚向心中流。
一個拚搏了大半生的成功人士，一個對香港有重大貢獻的人、一個素來深受朋友同事下屬手足愛戴的人、一個勇敢的與年輕人同行、一向走在遊行隊伍最前線的人、一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好漢，今天受到的侮辱冤屈，全世界都看見了，決心要誤解、決心要加害他的人，難道沒有想過，你們將為此付出的代價有多大？
用這樣的方式，一國對付一人，摧毀的不只一人，所付出的代價更是無法估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