唸初中時到了周六常到父親的辦公室，等他中午放工一齊去吃飯。
那是一棟三層樓的大廈，位於新加坡羅敏申路，是邵氏公司的辦公室，一樓是發行部，堆滿了等着輸送到各家戲院放映的一盒盒圓形鐵盒菲林。
父親說，那叫為拷貝，由英文的copy一字音譯過來。一個盒裝了一卷一千呎的底片，每部電影大概有八千呎。經過發行部，有條樓梯，爬上了二樓是中英文職員的辦公室，家父就在那裏工作。
樓梯旁邊的牆上，掛着一幅巨大的照片，已有點發黃，那是邵逸夫先生和他哥哥邵仁枚先生在上海影樓拍的照片，邵仁枚先生在邵氏家族中排行第三，大家都叫他三先生。
真是奇怪，兩位已經成年，穿着西裝的人，還像小孩子一樣，小的坐在大的膝上，在當今，只是同性戀者才肯做的姿式，可以看見兩人的關係，是那麼親密的。
幾個世紀後，我再到現在的邵氏大樓找這張照片，管理邵氏資料室的是六先生的孫子Chistopher，我問他找不找到這張照片，他回答沒有印象，見也沒見過。
我還問他有無兄弟們往來的信件，他也說不知道放在那裏了。如果能夠尋覓，那才是邵家歷史最珍貴的資料，因為兩兄弟即使不見面，也從來沒有停止過書信來往，六先生來了香港發展後，三先生寫給他弟弟的信，由家父負責，爸爸是一個完全能夠守密的人，一些事只告訴了我，他也知道，我遺傳了他的道德修養，不會講給別人聽。
家父說他一生從來沒有見過感情那麼深的兄弟，一切無所不談，包括最秘密的男女關係和健康狀況，連最輕微的傷風感冒也談個不停。
我不問，家父當然也不會提起，我是一個不談別人私隱的人，偶而和家父聊的，是三先生如何互相援助他弟弟的往事，像邵氏片廠在別人眼中，總是風光，但背後也有不順利的往事，製作的片子有個時期一部接一部地在票房中失收，三先生由新加坡把錢匯過來，一筆又一筆，至到有個年代要把房地產拿到銀行抵押，才能填滿邵氏片廠無底的洞。
那種兄弟情是當今前所未有的，已經沒有任何事可以將兩人的情份拆開。他們之間，還有一個最後的堡壘，那是在日本東京的銀行開了一個戶口，把最值錢的地契、鑽石和富克蘭金幣都存進那個保險箱中，那是兩人最後的防線，互相答應不會去碰它。
六先生偶而也會向我提及他們兄弟的事，像兩人最初都替他們的大哥邵醉翁所創的「天一」片場工作，六先生十幾歲時已拿着又重又大的攝影機到處去拍新聞片，剪輯之後，在正片之前放映，有什麼重要的事件或災難，都會出生入死地跑去記錄下來。
六先生後來又向一位叫徐佔宇的攝影師學習，開始在一部叫《珍珠塔》的戲擔任了大部份的攝影工作，可是當電影上映時沒有他的名字，這時開始了他想脫離「天一」公司的決心。
「天一」在上海電影界冒出後，名字叫「天一」，有「天下第一」的意思，惹起其他電影公司的杯葛，趁這機會，他們兄弟向大哥邵醉翁提出，把《珍珠塔》這部片子拿到新加坡去，打開那邊的市場。
想不到去了新加坡，也遭受到其他發行公司的包圍，沒有人肯把戲院讓他們放映，兩兄弟就租了一輛貨車，把片子拿到鄉下，架起銀幕，在露天放映起來，大受歡迎，六先生常提起此事，自豪得很。
因為所有事都親力親為，性子又急，各地方跑來跑去，在星馬嘛，說英語的人多，總得取個英文名，六先生就叫自己跑跑Run Run，而三先生的中文名仁枚，也順理成章地叫為Run Me，這兩個字用上海話讀起也適合。
至於邵這個姓氏，英語拼音應該是Shao，六先生認為外國人記起來沒那麼容易，反正大家都知道有個叫Bernald Shaw的文豪，不如就改成Shaw吧。
而到了南洋，不講英語不行，六先生和三先生一齊勤學起來，報了一個英文班學習，六先生告訴我：「最初班裏有很多人報名，我排的是三十五名，輪到我報出姓名時，我忘記說是邵逸夫，My name is thirty-five卻衝口而出了。哈哈哈。」
有了英文名字，便得有英文招牌，好萊塢大公司有華納兄弟，招牌是一塊盾牌，兩兄弟照抄，也用了一塊盾牌。不怕人說抄襲嗎？六先生回答「不是抄，是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