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候任總統拜登委任戴琦為下任美國貿易代表，北京商務部及副總理劉鶴不知會否眨眨眼？戴琦女士是台灣移民之後，父母皆台大畢業生，1960年代移民美國攻讀碩士學位。那年代的台灣留美學生，有機會到達美國，便千方百計地留下來，一去不回，拿到綠卡後便全力催谷子女讀書，以進入哈佛耶魯史丹福為夢想。戴琦便是那一個時代的結晶品，父母成為美國中產，她也像很多台灣移民後第二代，成為「學霸」，進入耶魯讀歷史，然後到哈佛唸法律，現時在美國晶片製造業稱霸的NVIDIA和AMD的總裁黃仁勳（Jensen Huang）和蘇姿丰（Lisa Su）、Xilinx的Victor Peng也是屬這一類族群，這批人在史丹福、MIT及康奈爾獲得碩士博士學位，成為科技公司的大人物，其實反映了他們父母一代移民美國求成的決心。以傳統觀念看，台灣父母帶幼兒幼女移民美國打拼，或在美國生育，必然經過一段苦幹、拼搏的過程，現在堪稱進入收成期，「老懷大慰」。
戴琦不讀電機電子這些使用英文不太多的科學，反而到耶魯讀歷史，到哈佛讀法律，不畏英文挑戰，學習的道路與競爭更艱辛，耶魯有一分支（Yale-China Association雅禮協會）與中國教育交流逾一百年，戰前集中在湖南辦湘雅書院，1949後被趕離中國，到香港揀選學校合作，因敬佩錢穆而與新亞書院結緣，在新亞書院接近破產時期與新亞合作，捐款予新亞興建農圃道校園，新亞才得以站穩陣腳（按：有研究指這筆捐款是雅禮向亞洲基金會及福特基金會募集而來的），二十多年前又因伍沾德先生的關係，與中山大學的「嶺南大學書院」合作，每年選派耶魯畢業生到該書院教英語。戴琦便是1996~1998的Yale-China Fellow，在廣州兩年到該書院教英文，實地體驗人在廣東的生活。
昔年的廣州嶺南大學於1949年後解體，校園被充公，撥入中山大學，伍沾德先生等嶺南校友曾努力尋求嶺南復校，北京不允，最後與中山大學達成協議，在中山大學內設一嶺南（大學）書院，用心良苦。
一個華裔USTR，與台灣有淵源，到北京與劉鶴為首的團隊談判中美貿易，不知劉鶴們有甚麼不同的方法應付？內地小粉紅不會罵戴琦為漢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