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家與邵氏兄弟的關係淵遠，家父蔡文玄到了南洋之後就受聘於邵氏，當中文部經理，所謂經理，也是一腳踢，總之任何有關中文的事都得處理。
父親為人溫文爾雅，雖然替人打工，也不卑不亢，這個傳統留到了我，也是同樣的態度，我們一家是文人，也有文人的骨氣。
自從有記憶就知道了這家叫大華的戲院，當年發行電影是由邵氏負責的，父親當了這家戲院的經理。我家就在戲院的三樓，一走出來便看到銀幕，真是從早看電影看到晚。
戲院是在一九二七年由檳城富商余東旋1877~1941所建，余東旋是廣東人，小時就培養起對粵劇的興趣，傳說中是他的第三個妻子也會唱粵劇，有次到牛車水去聽，遭人所拒，回家後向先生告狀，余東旋一氣之下在新加坡的牛水車買了地皮，興建自己的戲院，叫「天演大舞台」，請了當時的英國著名建築家士旺和麥肯林設計。
戲院外表最顯眼的是那五幅粵劇人物的造型，千方百計不惜工本地在大陸燒成牆磚，一塊塊嵌起來，至今還企立着，因為是瓷磚關係，不會生苔，也當然不脫色，歷久如新，各位有機會到新加坡不妨順道看看這座歷史性的建築物。
一九四一年我在戲院的家中出生，根據我姐姐蔡亮記憶，是由接生婦在家裏接生的。到了我三歲時，有了記憶，是每天走出來看電影。當年新加坡已被日本佔領，放映的都是日本片子，有一部我記得最清楚，是李香蘭主演的《萬世流芳》1943，主題曲的《賣糖歌》聽得如雷貫耳。
從三樓的家走出來，就是一個包廂式的露台，有個石頭做的欄杆，相當廣闊，我不停地看電影，眼睏了就在那大欄杆睡覺，一不小心就會掉到樓下去，好在命大，沒有發生過災難。
因太平洋戰爭已到了尾聲，前來轟炸的飛機變成是英國人的，大華戲院目標大，避免不了，一顆大炸彈就扔到了我們的屋頂，好在沒有爆炸，但卡住了也不是辦法，反而是日本兵前來拆除，兵工隊小心翼翼地把炸彈鋸開，取出撞針，臨搬走時，家父請求把炸彈的尾部那翼子留下，又到玻璃匠處做了一塊大型的玻璃鏡面，鋪在炸彈翼上，當成了我家的飯桌。
三歲生日那天，英國空軍又來炸了，媽媽剛好煮了一碗麵給我吃，潮州人的傳統，生日要吃甜湯煮的麵，麵上還有一顆雞蛋，烚熟後剝殼，後用一張寫揮春的紅紙把雞蛋染紅。
我先把蛋白吃了，警報聲大作，大家都逃到防空洞去避難，看着那顆留到最後才吃的蛋黃，實在誘人，我忍不住一口吞下，卡住喉嚨，如果不是爸爸從我背後大力拍打吐出來，便會被蛋黃嗆死，從此一生人只愛吃蛋白，絕對不去沾蛋黃。
在日本軍統治下的新加坡，六先生也被抓了進黑牢，他有一次告訴我：「人沒有想像中那麼脆弱，我被關進牢中七天七日沒有東西吃，也沒有水喝，但是死不了。」我聽了半信半疑，但也不好意思去質問真假。
日本人知道要安定民心，總得給人民娛樂，就把六先生放了出來，戲院由他去管理，大家會奇怪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還有人有心情去看電影？說的奇怪，人心越是恐慌越是往戲院中鑽。
六先生生了二男二女，二女兒和我同月同日誕生，她還記得小時的教育沒有學校讀，她們一家都由我媽媽當家庭老師教導。在戰亂時期女性最強，邵家已不發薪水，媽媽負責起全家的收入，到郊外採了許多野生芒果，是又硬又酸的，把這些芒果用糖醋浸了，切成一片片地在路邊叫賣，也賺了不少錢。
當年客人付的是日本政府發行的紙幣，記得背面印有一棵蕉樹，樹上生了一大串香蕉，人們都叫它為「香蕉紙」，紙張和印刷技術粗糙，很容易假，但也沒人去假。
因為我們家有收入，父母的許多朋友都來借債，日本人投降之前沒有人來還錢，一打敗了大家都揹着一大袋一大袋的香蕉紙來歸還。
媽媽看着那一大堆的香蕉紙哭笑不得，就拿來給我們當玩具，我們把一張鋪平，一張叠折，一連串地變成了一條條紙龍，亂踢一番，哈哈大笑。
新加坡光復後，爸爸繼續為邵氏打工，我們搬到一個叫「大世界」的遊樂園中，爸爸花了六十塊錢搭了一間木屋，稱之為「六十元居」。
「大世界」的原本概念來自上海，邵氏兄弟想家，但歸不得，就在新加坡買了一塊地，依照上海遊樂園的藍圖建起來，裏面先有電影院，接着是舞廳，然後有真人表演的舞台、商店等等。人們戰後都要娛樂，「大世界」生意滔滔，同樣地又建了「新世界」、「娛樂世界」等等。
家父當了「大世界」的經理，我就在那裏長大，戰後沒有學校，一群左派人士就在娛樂場之中組織，像打游擊一樣，這間戲院、那間舞廳中成立臨時教室，讓孩子們有地方上課，六先生很樂意借出這些場所。
最記得第一課上的是「咱們都是中國人」，這個「咱」字還是第一次認識的。六先生後來也提起此事，他建立學校的願望，也是從那時候種下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