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國家正在發起一場對靈魂的戰爭，最重要的一場戰爭」，成都秋雨教會牧師王怡在2018年10月說道。
兩個月後，秋雨發生了12．9大搜捕，是近年中國基督教會最著名的一場教難。對教友而言，失去牧師、長老，沒有了會堂、神學院，教會不再是公開機構，這場由中共發起的「靈魂戰爭」似乎得到表面勝利。
但加入官方三自愛國教會的教友，一個都沒有。秋雨和眾多其他教會一樣，在遭受暴風驟雨式的打擊後，並沒有消失殆盡，而是迅速地化整為零，變為家庭教會。時至今日，教友仍然面對着沒有盡頭的跟蹤和監視。
2018年12月9日，教友任瑞婷經歷了徬徨驚慌的一夜。「就在我們到處去看（王怡）牧師家房子的時候，不停地聽到有人被抓、有人被帶走，很多人還在和你聯繫，就突然消失了……」教會的禮拜堂、神學院等教產在當日被查封，逾百名教會成員遭拘押。
「我們相信，我們有責任告訴習近平，他是一個罪人，他所帶領的這個政府大大地得罪了神……」秋雨教會的王怡曾如此公開宣稱。他是內地少有敢於觸碰政治的牧師，早年是一名人權律師、公共知識分子，曾研究中國憲政轉型，在2005年創辦秋雨之福教會，講道內容自然離不開社會與政治。秋雨教會成為中國少有不迴避公眾議題的教會，每年都會紀念六四及5．12汶川地震，還成立了幫助政治犯家屬的小組，定期探訪他們，歷來都被官方視為眼中釘。
因此，12．9滅頂式打壓，並不是突如其來。王怡在2017年早料到大抓捕終將來臨，甚至提早做了預備方案，預判決策層全部被抓、管理層抓一半。不過政府行動力度出乎意料，教會骨幹系統乃至執行層都被抓走。擁有約600名教友的秋雨教會，一夜之間被打散。王怡在講道上的慷慨激昂，最終換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及非法經營罪成，九年監禁。
「12．9後第一周，他們把聚會的人抓起來，組織的人會被帶到拘留所關14天，慢慢地大家不在一起聚會，有的在自己家裏聚會，從形式上來說越來越散，越來越難公共聚會。」教會同工楊政（化名）說。
伴隨而來的監視無日無之，楊政形容，警察或不知名人物的跟蹤「像蒼蠅」般存在。「兩個佩槍的警察，還有協警（非正式警察），有時候還有維穩辦的五六個，一直守在那裏，持續半年間都是如此。」
教會不能去，牧師父母也不能探望，偶爾去教友家中串門，又是另一個可笑日常。「我們兩家人後面各自跟着五個警察，加起來十個警察，很荒誕的卡夫卡式現代小說裏的情景。兩家人在聊天，十個警察在旁邊聽。」
在20隻耳朵和眼睛注目下，能聊甚麼？楊政給我們呈現了一種溫柔的反抗：「（我們）聊大家的情況，互相鼓勵、分享聖經，這是不自由當中的自由，自由當中的不自由。」
「（因為）自由已經在我們這裏了，不管怎麼樣也奪不走的，雖然在他們看來，好像我們已經很可憐，牧師被抓了，教堂也沒了。實際上我們不可憐，我們還是一樣的尊貴，一樣的自由，一樣的高貴，反倒是逼迫我們的人非常可憐、可悲，我們同情他們，這就是一種悖論。」
時至兩年後的今日，仍有民間維穩人員在他們樓下監控。
老大哥的無孔不入既已成常態，有教徒選擇舉家逃離中國大陸。24歲的任瑞婷與父母、丈夫等一家六口，因收養了一名3歲的殘障兒童，考慮到當時教會中有家庭與收養兒童被拆散，他們最終在2019年中來到台灣，尋求第三國庇護。在這片平和淨土，他們罕有地享受到沒有警察站崗的禮拜。
「在大陸的時候，可能每一次聚會都是最後一次聚會，我們在低沉的心情中做敬拜。但在台灣，他們很開心，上帝祝福我們、比較喜樂的狀態。」任瑞婷詫異於兩岸的宗教聚會氛圍如此不同。過往在秋雨，警方甚至安插卧底在教會中，舉報內部組織的活動，「甚至拿到通訊工具的截圖，大家發言的內容和截圖」，使得內部消息不斷地流出，然後公安在活動前抓人，最終令活動搞不成。
「原則上講，信主的人不應以這種眼光，看待教會的會友，也不願意直白承認白色恐怖那種舉報……但他們太精確地掌握我們的資料。」甚至到了台灣，任瑞婷原本在大陸使用的通訊軟件，都被人冒充賬號。
不管怎樣，人在台灣總體安全，至少不用面對警察維穩力量的騷擾吧？不過近期他與家人向教友伸出援手，卻使秋雨之禍殃及內地親屬。
事緣長老李英強自12．9後，被拘留八個月遣返湖北家鄉保釋，今年9月重回成都。但落地不久，公安人員就多番「下逐客令」，甚至在樓下搭建臨時板間房監視。自稱警察的人員甚至說：「你們服侍上帝的人不是像飛行員嗎？為甚麼你哪裏都不去，偏偏要飛到禁飛區呢？」
李英強最終離開成都，去到附近城市樂山，住在任瑞婷父母借出的單位，不意外地，新住處很快又變成了另一「禁區」。為了逼退李英強，當局騷擾了任瑞婷身在四川的親友，「警察跟他們說，可能鬧到最後房子會被沒收，我們在海外發聲，以後可能會被抓，面臨很長時間的監禁。」公安還對單位斷水斷電，逼得李英強再一次離開。
「李英強作為教會長老，當局控制他、不讓他回成都，就是限制教會的活動。」任瑞婷說，「據說當局已經下了非常死的命令，讓秋雨教會消失得完全無影無蹤。」
物理上確是如此──秋雨昔日能容納600人的會堂，已變成一間商業培訓中心。教會已不可能再辦大型聚會，甚至小型聚會也常常被抓捕。但實質上，教會並沒有宣告蓋棺，無法公眾聚會，會堂聚會於是變成網上聚會，分成小組，更靈活、頑強。
「在官方眼中，他們希望我們消亡，但我們常常說有有形的教會，也有無形的教會，就是我們教友還信主，還認為我們是秋雨的會友，那就不能說這個教會是消亡的。」所謂信仰不死，秋雨不死。如果說官方希望「轉化」不受控制的教友，他們的任務也許是失敗的，因為轉投官方三自愛國教會的教友，一個也都沒有。
任瑞婷甚至認為，秋雨教會走在很多家庭教會前面。「在疫情期間，很多沒有遭到打壓的教會，也開始在網絡聚會，當大家在摸索怎麼進行網絡聚會的時候，我們已經發展出非常成熟的活動模式。當教會不得不轉型的時候，用甚麼方法繼續崇拜。我們走在探索的路上，也會為其他教會提供經驗。」
研究當代中國基督教的學者邢福增指出，成都秋雨、北京守望等被當局正式取締的教會，仍有同工或信徒化整為零，小組運作。「雖然教會被取締了，但信徒仍然對教會有歸屬感、認同感，不會就此離開，繼續在小組維持信仰生活。」
邢指出，這種模式早有歷史可溯。中國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後，家庭教會都是以小組聚會的形式存在。直到2000年後，小組型教會才走向聯合，租用大單位轉化為堂會型教會，「教會用大堂會形式去運作，歷史只是十多年，所以對他們來說，回頭用小組聚會，不會太難適應。」即使最惡劣、消滅宗教的文革年代，教徒仍在家庭私下偷偷聚會，基督教信徒人數甚至錄得增長。
這也正如一名教友所說：「秋雨雖然退回家庭教會，警察都要追着來打。但現在一年多了，秋雨依然有500多人，在我看來仍然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