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在出訪丹麥時宣佈與家人流亡海外，成為因被政權迫害而流亡海外港人的最新一員，也是首名未被DQ而完成整屆法定任期，最終卻被迫流亡海外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的流亡，標誌着香港的政治難民不再局限於所謂的激進陣營人士；如今連相對溫和的主流泛民前議員中也產生出流亡者，在國際社會看來，不難是反映中共對港的鎮壓力度加劇，只要是敢提異見者，即使從前為北京所容，現在也要一併肅清。如此高壓的形勢，要外國政府、企業還相信中港政府口中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難比登天。
打壓異見人士，自然會令外國政商界對這個社會失去一些信心。然而在許智峯一事中，暴露出對外企來說更嚴重的問題，是政府可以濫用權力，隨意凍結銀行戶口及封鎖資金流動而不需要提供合理的解釋。當局一口氣把許智峯連帶其家屬的銀行戶口凍結了，又未能提供充足的法理依據說明為何要這樣做、為何連沒有刑事案件在身的許家人也牽涉其中，事件恍如古代的連坐法重現人間。而到後來銀行將戶口解封，再重新凍結，這樣封完解、解完再封，哪裏像是一個專業公正的執法程序所為？這只是反映出政府行動的隨意性，以及銀行對這種隨意「執法」的無所適從。試問假如政府是名正言順地經法院下令凍結資金，銀行能這樣隨意短時間內又解又封？許智峯一家戶口被凍結一事，不論是其源起還是經過，都是在向國際社會再次展示，香港的法治崩壞已到了何種地步。而對外國企業來說更重要的一點，則是此種崩壞已延伸至金融體系之中；錢放在香港，已不是百分百受法律保障了。
政權利用所謂的「金融罪行」瞄準打擊異見陣營的資金固然不是第一次，由去年的星火同盟到早前的網台主持人傑斯，均因為涉及抗爭有關的眾籌活動而被警方以「洗黑錢」等罪名拘捕。但此次許智峯事件對國際社會的警示卻要比前兩者大，一來許智峯作為前民選立法會議員，代表性要比前兩者高，也更具國際聯繫；二來許家人的「連坐」情況在本屬法治社會的香港極為罕見。許智峯一事教人聯想起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流亡海外之後，其內地戶口被凍結、養老金被取消、存款也取不出來。而這正正是問題的核心，若說蔡霞戶口被凍結代表的是中共特色社會主義專政下對異見者的全方位打壓，許智峯事件則反映出資本主義香港其實也已經無甚分別。當實行一國兩制的國際金融中心變成實行「國家體制」的「國制金融中心」，外國企業和投資者對香港卻步，就是遲早的事了。而當外企都棄港而去，只有國企與滬深無異，則香港還有甚麼金融中心地位可言？
而且，事件不只對在港營商的外企有影響，對本港銀行業更是災難。近年來，本港銀行屢次傳出配合政權作政治打壓之事。而近月又需配合美國的制裁名單以確保自己業務不會被牽連，導致身為金融中心的地區長官竟然沒有銀行戶口用此等笑話。在中美金融角力的拉扯下，銀行夾在中間左右做人難，許智峯事件只會令這局面更加惡化。你又有沒有聽過一個銀行做事綁手綁腳、動輒得罪兩個大國的地方，有資格能保持其金融中心地位？
林海
傳媒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