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拜讀李怡先生〈多邊主義即無主意〉一文，文中強調「只有最強的國家，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去帶頭遏制極權在經濟政治上對本國及對自由世界的傷害，才會有真正的而不是雞尾酒會的聯盟」，因此推論不要對拜登的對華政策有任何期望。筆者對此略持不同意見，故希望向前輩請教。
先要提出的是，筆者不是對拜登對華政策有很大期望，反之因修讀國際關係的背景，其實是不應對任何國家的外交政策有一定期望——畢竟外交政策及國際關係的第一原則，是國家只為國家利益運轉，而非回應其他社會的期許。
這亦因而衍生第一個與前輩商榷的意見︰世界憑甚麼可獲得美國單方面付出？須知道，特朗普崛起的遠因，就是美國部份右派精英及普羅大眾對美國近乎無節制的單向付出深感不滿，包括多年來以北約模式為歐洲提供軍事保護，反恐戰後多次介入中東及北非事務。而選擇與歐盟、日本、加拿大以及中國在貿易問題上開火，背後的原因是不再相信美國昔日建立及維持的自由貿易制度，可以維持美國根本的商貿利益。而中國成為貿易戰的風眼，正正因為中國是搭上當年美國「交流政策」的單程順風車加入世貿。
特朗普一改多年對華軟性圍堵的政策，對中國及其企業作極限施壓，背後的理由並不是美國要「犧牲」自己的利益，反之是希望維護自己的利益，拒絕讓其他國家繼續乘搭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的順風車。單是從政策結果及衍生的經濟影響，從而推論特朗普政府是「犧牲國家利益」去遏制極權，某程度上是犯了「肯定後項」的邏輯謬誤。事實上，假如沒有因疫症全球大流行令特朗普的經濟政績不見其效，而中方願意執行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內容，減少戰狼敵意，單以2017-2019年美國對中國的取態作分析，極限施壓似乎也不是特朗普政府的原來選項。
也許追求原委是「蛋頭學者」、「書生論政」的專利，但「極限施壓」政策的出現，是因為美國接受「道德感召」而犧牲自己的利益來建立同盟，還是這是新時代下美國根本利益所在，對理解今後全球格局的走向及個別地區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事實上，筆者在社交媒體不時被問到一個問題，就是拜登提名多位前朝奧巴馬外交官員，似乎為「奧巴馬式外交」復辟作準備。
然而，「奧巴馬式外交」畢竟要面對的，是9.11襲擊、中東戰爭的國際關係語境，以及傳統而言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對俄關係緊張、對華關係放寬的國內政策取態。特別是美國社會希望享受中國入世帶來的經濟紅利，在小布殊年代也希望北京支持其全球反恐戰的策略，才令中美之間享有近十年的政經蜜月期。是以當奧巴馬上任之初，國際政治結構是將中國視為「又傾又砌」的對手，而美國則要重整外交資源，去回復冷戰後被廢棄的東亞影響力。因此，在美國國內視國家利益根本不是與中國抗衡，外交資源多年來根本不是投放在東亞地區，國際關係語境也視中國為「競爭夥伴」而非「系統對手」時，任何多邊主義框架自然起不了李怡先生希望看見的作用。
然而，今天美國白宮及國會山莊均視中國威脅重於俄羅斯及恐怖主義，國際社會其他成員也視崛起的中國為其根本利益挑戰者，這樣的「擴增多邊主義」（Augmented Multilateralism）及協調式霸權制度（Coordinated Hegemony），才是美國對華外交政策的理想藍圖，也是蓬佩奧團隊甚至共和黨內部希望促成、但在特朗普那極具稜角的性格下無法達致的外交政策藍圖。
早前《金融時報》報道，歐盟內部流出的文件指，歐盟希望在拜登上台後重整美歐關係，共同協調對華政策，這樣的外交「流出」在特朗普過去四年從沒有發生過。而筆者從不同的「路邊社」消息得知，不少國家希望改變自身對華政策，但礙於特朗普四年內的外交政策方針難以捉摸，反而不希望跟車太貼而炒車收場。因此，多邊主義並不是沒有主意，而是各國都有清晰的方向行事，相互協調才能發揮最大的效力。事實上，將希望託付於一位「救世主」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否能維持體制健康及長治久安，見仁見智。
陳偉信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