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因查冊被拘捕，全港譁然，其實早在去年，查閱公開資料機制已被逐漸收緊。入境處去年10月收緊「香港結婚紀錄」及「出生登記紀錄」的查冊安排。而警察員佐級協會去年於差不多時間亦向高院申請司法覆核，其間法庭頒下臨時禁制令，傳媒每天只可用半小時查閱選民登記冊。
《明報》偵查組記者羅霈潁說，查閱選民登記冊是查「種票」的唯一方法，「選舉事務處唔准你抄，只可以睇，而且每日只得半小時，每日只准查一次！以前任你查，可以用全日去睇，收緊咗之後太少時間，好難查」。查閱規則收緊，她感慨，完全只能靠自己記憶力，「要睇幾多日先睇晒一區？根本就唔想你查，令你查唔到！」
三年前入行，已感覺到天堂與地獄的分別，呼吸過自由的空氣，然後一年之內，偵查報道變得舉步維艱，她只能苦笑，告訴自己勿刻意想起失去了偵查工具，而是努力尋找可以取代的方法。然而，其他禁制令亦有可能影響記者進行調查報道，高等法院上年批出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披露警員及其家人的個人資料，當中包括住址，羅霈潁則指出，若查出警員有僭建的情況，是否不能報道？「係咪連屋苑或者地區都唔可以寫？好難觸摸」。
她經常採用「百樓圖網」，所謂的「百樓圖網」就是一個屬於屋宇署的系統，讓市民查閱樓宇及小型工程記錄。今年七月，銅鑼灣維景酒店被徵用作駐港國家安全公署的辦公地點，她立即上「百樓圖網」調查該址的圖則，怎料圖則已消失，「我哋問屋宇署，得到回覆竟然係圖則係『藝術品』，版權持有人有權唔公開」。
先例一開，可謂後患無窮，她擔心日後任何人都可以用「版權持有人」的身份決定是否公開圖則，至於業主是版權持有人還是其他人，屋宇署並沒有說明。關於僭建的偵查，她預料將會更困難。
面對禁制令、各種查冊暗地裏的收窄，羅霈潁不時跟上司討論，尋求折衷方法，希望做到調查之餘，又不會令記者或公司誤墮法網。蔡玉玲一案的啟示，大概就是危機早已四伏而隨時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做偵查報道的成本越來越高，她說組內暫時沒有需要查車牌的報道，若有亦會稍微暫緩。但她卻說不會因為怕被捕而轉行，「呢個係我興趣，仲想繼續做，雖然之前都有人放風話最終都係唔想畀記者查冊，但一日未正式禁晒，一日都仲會做落去」。
查車牌登記、土地註冊、公司註冊是偵查報道最重要的工具，曾做過偵查報道的記者Toby（化名）認為，這些工具非常重要，例如做過一個報道，先要利用證監會的公開資料整理出近三百間懷疑行騙的公司名稱、地址等資料，再根據這些線索進行查冊、拍門、放蛇，拆解一系列不法的經營手法。「雖然查冊只係其中一步，但如果無得查冊，隻古仔去到第二步就停咗，根本做唔落去。」
查冊是工具，卻不只是工具。失去了實證，真相無法展示於公眾眼前，報道基於真相，記者的調查只能行人止步。
在每人拿起手機都能現場報道的趨勢下，她覺得早已進入「人人是記者」的時代了，「做偵查報道反而係職業記者嘅存在價值」。而偵查報道更需要大量資源和人力，大型報道做查冊動輒過萬元，若沒有公司在背後支持，難以成事，「有啲大嘅偵查，甚至要成組六、七人合力做，可以好花時間」。
記者查冊變犯法，她卻覺得不只是針對記者，同時亦針對一些民間自發的研究項目，最終在社會上造成更廣泛的寒蟬效應。例如另一個重要的偵查方式，就是來自「消息人士」的「爆料」，「以前可能只係機構內捉鬼，但拘捕記者呢件事後，佢哋都會擔心自己要承受法律風險」。
然而，利用查冊作偵查報道的，不乏官方的媒體，例如今年8月《大公報》報道有私家車跟蹤記者，查冊後公開了車輛的資料。在一份官媒報章任職港聞版記者的張先生（化名）亦經常查冊，得悉有記者因查冊而被捕後，他的採訪主任亦表示有點擔心，「覺得奇怪囉，會唔會告埋我哋呢？老細都有傾，如果政府一視同仁，我哋會唔會都有機會中招？」
他屬於「房屋beat」，很多時都要查土地註冊、公司註冊，找出業權擁有人，但事發後報館內所有查冊都暫停了。當然，報館查冊只需透過資料室而非記者本人，隔了一重，他不太擔心自己需要承擔法律風險。
但畢竟是親政府的報章，理應很難出事，「如果查冊後覺得有風險，上面會成段稿刪除，佢哋了解政府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