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真理的史詩》。這本書是哈佛大學美國史講座教授吉兒．萊波爾（Jill Lepore）的著作，講述美國歷史，但並不只看它偉大光輝的一面。在美國歷史上，不只有參與制憲的諸位國父們，還有奴隸、被奪走土地的印地安人、沒有財產權的女人、和社會底層的勞工。他們視角中的歷史又為何？他們又是怎樣一步步爭取《憲法》中人皆平等的權利？
這過程漫長且不易。但歷史上最顯眼的文獻記載，往往是由已擁有立法權者所留下的：建國文獻、官方文告，等等。被排除在法案之外的人群（奴隸、女性……），其位置要黯淡得多，其奮鬥的過程也更容易被忽略。一代代的歷史學者，意識到資訊的不對等，試圖更全面地講述故事：把光亮面、黯淡面，共時地放在時間軸裡讓我們看見。這點格外重要。萊波爾自言《真理的史詩》是一本「公民讀物」，書中不只講到華盛頓、傑弗遜、富蘭克林、麥迪遜；也講到傑弗遜的女奴莎莉；也講到曾經在一八二六年於現在的喬治亞州獨立建國、並且通過了一部《憲法》的印地安切羅基人等等。這些當然是美國豐富的歷史的一部分。
其中有一位十九世紀人物，弗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故事。我們現在知道道格拉斯的人或許不多，但他在一八四〇年代是美國知名的演說家。他是黑人，是個逃走的奴隸，但自學成才、閱讀報紙，學習演說技巧。當他站在公眾面前，提出鏗鏘有力的論點時，便帶給聽眾最直觀有力的印象：這是一個人，不是一件財產或物品。他也深知這個影響力，一年之內到處演講了上百場。
有意思的是，他還留下了許多相片。對道格拉斯而言，攝影技術問世，意義特別不凡。因為白人能得到偉岸的畫像，黑人卻幾乎不可能——白人畫家的描繪總是會呈現偏見。這本書中有道格拉斯二十三歲時，穿著筆挺的西服、硬領、領結，神情堅毅，坐在攝影棚裡留下的第一張照片。此後他經常拍照，萊波爾說他是十九世紀美國留下最多照片的人。這似乎同樣是基於要建立「這是一個人」、「這是我」的需求。我們現在幾乎已經很難想像，攝影有過這樣重要的、人道上的意義。
這讓我想起布列松拍攝的許多普通人的照片。相隔一個世紀，攝影技術從被攝者必須端坐不動，進步到可以在街頭移動抓拍。道格拉斯用攝影讓人們看到他作為一個人的尊嚴。而布列松在街頭的拍攝的普通人，則經常讓我們看到日常時刻的尊嚴。
張惠菁
台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