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查報道不同一般新聞報道，講究窮追猛打的精神，而且需要於同一個問題上不斷發掘，要看大量資料，查證後再追問探究，每一個報道都是一份嘔心瀝血的作品，而且過程都是甚為孤獨的。
立場新聞偵查組記者陳信熙解釋，每一個報道都由一個疑問開始，「點解政府唔肯郁某啲地？不斷問點解，憑手上嘅資源去查。有時問題未必有答案，就轉方法」。說的是2018年，他調查到何君堯的家族公司，持有粉嶺高球場西南面約12萬呎農地的事件。
他覺得偵查報道是一門「匠藝」，講究技巧，由發掘題材到推進調查，再運用自己的人脈和經驗去找答案，當中要有相當的行動力和耐性。「如果只坐喺度睇文件，可能永遠唔會得到答案，或者去地盤問工人，仲快」。
能夠找出政府官員和權貴的黑箱作業，踢破黑幕，令更多人關注事件甚至改變整件事，就是這份工作帶給他的滿足感。但過去一年各種政策和禁制令，的確令偵查報道捉襟見肘，「查冊收緊有好大影響，例如無法查婚姻紀錄，無法核實某官員嘅太太有冇做違法嘅事，無從考證，入Q畀個官（以文字訊息向官方查詢）梗係唔會有答案喇」。過去一年，至少有兩個報道因此「胎死腹中」。
報道困難，甚至有可能負上刑責，他亦有跟家人商量，隨時會有警察上門搜屋，「佢哋擔心，但都有心理準備，除非我……唔再做記者」。他說前線記者都理解要面對一定的風險，始終做的事情是「刺痛權貴」，「本身就係令佢哋厭惡㗎喇，唔會退縮」。
立場新聞開設偵查組才不過是三個月前之事，總編輯鍾沛權解釋，香港的媒體生態在過去一年變化很大，立場新聞沒有金主，沒有政治壓力，是一個獨立的新聞機構，「喺無紅線底下，可以放膽去做，傳媒嘅自主空間越少，我哋就更有責任去做」。
推動政治發展、對社運的關懷，是他作為總編的初衷，在這些議題上，過往並不需要以偵查報道的方式呈現。真至去年，經常收到讀者報料，他驚覺，收到線報卻不夠人力和資源跟進，當有人願意冒險報料，傳媒就有責任跟進。而監察政府、權貴本是第四權的使命，最後他決定花資源開設偵查組。
開組不久旋即發生港台記者被捕之事，他也禁不住說，也許時機未必最好，「但唔理，無理由唔做，成立目的好純粹，就係覺得值得做，有不公義、違法、不公平嘅事，報道就有價值」。談到被捕事件，所有記者都以「荒謬」形容，鍾沛權亦不例外，覺得政權是「搲爛塊面」，認為做法很難說服人不是打壓港台和記者，「喺呢個時代做呢行，都有呢個準備」。
公營電視台的待遇尚且如此，他苦笑，不覺得政府會寬容獨立的媒體，只能作最壞打算。由主場新聞變成立場新聞，他早已想像傳媒終會面臨「以言入罪」的時代，從前享有的言論和思想自由，已被大幅度的剝削。把偵查報道工作外判，而非自己成立偵查組，又是否一個方法呢？他覺得根本避不了，政權可以用任何方式控告報館或記者，過去曾經查冊的記者，亦隨時有機會被秋後算賬，但他覺得擔憂已是無補於事，所以亦「無謂驚」。
「唔可以因為白色恐怖而為自己設限，幾十年以嚟，香港傳媒做嘅報道都係合法合理，不過大趨勢就一定係要收窄喇，剝奪傳媒可以查嘅嘢」。只能在僅有的時間內，呼吸最後一口新聞自由的空氣，行家之間耳語，一切只能「盡做」。
網媒跟讀者的關係，比傳統媒體更緊密和直接，反送中一事後，他覺得香港人對傳媒的期望高了很多，更依賴傳媒作為監察政府的角色，而且這期望是合理的，他亦感到自己的確有這份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