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公安事件的案件，法庭差不多一定提出這個金科玉律：和平示威自由，是法庭極為重視的基本人權，必須予以保護，但若示威者超越了和平的界線，一旦變為暴力，示威者就失去一切保障，必須受到法律的嚴厲譴責和懲罰。然而，和平示威怎樣會變為暴力？良善的群眾怎樣變為邪惡的「暴徒」？萬千群眾裏有小部分人行動激烈，破壞和平，為何整個群眾會變成非法，所有人都要承受後果？這些問題，似乎法庭從未認真考慮過。
其實西方學者近年已經對這些重要問題展開了廣泛的研究。其中一位我接觸過的學者Illan Wall就指出，英國法庭在「the law of disorder」方面的思想落後。譬如，為了合理化警方因一小撮滋事分子而對整個群眾行使武力，就斷言其他和平示威者也有過錯，因為他們掩護滋事分子，至少沒有跟他們劃清界線、遠離現場，客觀上包庇了滋事分子。但走不掉（因為警方包圍了現場），或走不及（因為不能及早知悉警方的宣布），那又如何？連他們也一網打盡，公道嗎？對此，法庭沒有答案。
在「蒙面法」的終審上訴聆訊中，政府有一個有趣的理論。他們認為，因為有不少和平示威有演變成不和平的傾向（propensity），所以不管和平不和平，都一律要受到禁制蒙面。究竟這個說法有沒有事實根據？經不經得起考驗？好端端的和平示威者，演變成不和平的傾向從何而來？只說有103宗示威事件中有28宗演變為出現暴力，何不問問為何、怎樣演變為暴力？這問題不只是學術研究，而是直接關乎立例禁止蒙面遊行的合理性。如果演變為不和平根本另有原因——例如防暴警使用過分武力激怒群眾——那麼禁止蒙面如何能消除或減低和平示威變成不和平的傾向？法庭沒有問這些問題，署方也沒有給法庭提供這方面的證據。
Clifford Stott教授和其他學者剛發表的「反送中運動」報告「Patterns of Disorder」，正好就是針對這個問題。明明2019年6月9日的遊行展示了103萬人的和平自律，為何到了後來會演變成暴力不斷升級？為何「和理非」會同情以至支持「勇武」？報告的結論顯示，政府和警方的行為愈不合法合理（illegitimate），群眾對勇武行動就愈覺得無可避免，因而合理合法（legitimate）。在群眾，是illegitimate與legitimate之間的互動，只要署方採取合理適度應對——例如獨立調查——武力抗爭就會相對失去合理性。但從署方的看法，重心則是權力是否成功控制結果。押後二讀辯論是踏浪者行動失敗，所以要加重武力。七月一日立法會在警隊棄守之下被佔領，是再一次失敗，所以又要再加重武力——等等，如是者惡性循環不斷。別說Stott有多對，但首先要有全面事實才作裁斷好不好？但在我們現時的制度下根本無可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