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就自己一個人到公園坐，有工開仲好，有寄託。」72歲的許生是一名獨居長者，做清潔工月入約$10,000，住在30呎的劏房；他的現況，就如日本學者藤田孝典對「下流老人」的定義，像只能活在河流下游的魚。
這天早上7時未到，許生已經到達觀塘瑞和街市後的垃圾站，推着手推車上班。「我5點幾已經起身喇！」許生精力十足。啪一聲，把一塊卡板推倒在手推車上，「拎唔起㗎，我借力擺落去㗎咋，一塊卡板有時成50斤重。」他把叠了兩塊卡板及幾個發泡膠箱的手推車推上斜坡，回到垃圾站。之後再把滿溢的垃圾桶推回來，「最討厭賣魚嗰啲魚腸⋯⋯又腥又臭又重！」大約8時左右，他已經走了三四轉，清不完的垃圾像囤在河流下游、混濁的沙泥。
許生二十多歲由大陸移居香港，跟隨父親一起在酒樓做樓面，轉眼已是白頭。直至去年酒樓結業，他失去工作，雖已是從心之年，卻仍要轉行。「以前做酒樓一個月得嗰萬零蚊，邊度儲到錢？就算有積蓄都使晒啦！」2000年才開始的強積金計劃，對於低收入的他幫助不大，供了十多年，最後只得幾萬蚊。
積蓄不足以讓他退休，加上還要交租、給約$4000家用，於是他在家附近找了份清潔工，「又老，又冇技能，搵邊個請呀？所以咪走嚟做清潔，呢行冇後生仔，全部都係白頭翁。」根據《2018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全香港有36萬名貧窮長者，長者貧窮率高達30.9%，即每10名長者中，便有三名處於貧窮狀態。即是日本學者藤田孝典對「下流老人」的定義──低收入、沒有積蓄、老無所依──許生便是其中之一。
到了午飯時間，許生由垃圾站步行5分鐘回家。他的家就在觀塘新建私樓「凱滙」數百米外的一幢住宅大廈裏，是一間只有30呎的劏房，月租二千多元。劏房因為樓底夠高，被分成上下兩層，連接上下層的是一個腳掌闊的木樓梯及一條鐵通；上層是一張床褥；下層有兩塊階磚大的廚房及小餐枱；往前一步是廁所，廁所與公廁的廁格一般大，裏面除了有馬桶，還有熱水爐及一個雪櫃。許生拉開膠簾說：「沖涼要冚住佢，咁先唔會整濕個雪櫃。」然後有點得意地說：「一眼睇晒啦係咪？我每個窿窿罅罅都好乾淨㗎！」
煮了一大碗麵線當午餐，甜的，他落了砂糖，但沒有其他餸菜。他又把吃剩的一半留下來當晚餐──發脹了也照吃。「習慣了，一直都是這樣生活。」許生頭髮雖已花白，皮膚卻相當光滑，皺紋並不深刻，像漣漪。
六年前，許生單方面向妻子提出離婚，「因為我哋冇夫妻生活，我有（性）需要，但佢唔肯，夫妻梗係有呢樣嘢㗎啦，冇點算夫妻呀？」二人離婚後，患有精神病的幼子跟了前妻，長子結婚則搬了出去。許生不想與兒子有爭執，於是決定自己住，成為獨居老人，現正輪候公屋。
「有間公屋當然好，可以（在屋內）走動，而家淨係可以坐喺度。」許生坐在劏房內只有一個階磚大的空位上，「喺呢度冇嘢做，夜晚沖完涼食完飯，有時攰攰哋就飲杯酒，聽吓收音機就瞓覺。」劏房狹窄放不下電視機，於是他買了兩部收音機，這就是唯一的娛樂，「萬一一部壞咗，都仲有第二部。」每天下午6時左右吃完晚飯，他便爬上床，扭開收音機聽香港電台，獨自聽花花世界的萬千故事入睡。放假時間更難過，全日流流長，他就一人去飲茶、去公園坐，「多數自己一個，悶都冇辦法，唔通全日喺屋企坐咩？」
孤獨老人不願孤獨終老，三年前，許生在朋友的介紹下，娶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大陸老婆，「我幾十歲，後生嘅都唔理我，咁啱佢又離咗婚，我唔嫌佢，佢又唔嫌我。」許生大她近30年，他知道自己有可能只是她來香港的踏腳石，「我心理上預咗喇，（可能）真係借我過橋，咁咪走囉，到時我搵第二個，哈哈哈。」說得風流，但其實他並不想再多離一次婚，「我唔會同佢離婚，只有佢同我離婚，年紀大喇，仲搞咁多？」他頓了一頓，「其實我只係想搵個人陪伴自己，希望有個啱傾嘅人，喺我身邊陪我終老⋯⋯」
他的大陸老婆以前會領證件來香港逗留三個月，但今年因為武肺無法來港，許生也曾因此後悔娶了她，更打電話跟她說：「我真係娶錯咗你，好麻煩！」她就告訴他：「你冇錯，我將來申請嚟香港就可以成日喺你身邊。」許生現時的願望就是明年可以派到公屋，到時就可以與大陸老婆一起上樓，如果沒有被拋棄，將來就不用入住老人院。
記者：黃桂桂
攝影：郭于祺、張志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