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暴大」這陣子又再成為政權打壓抗爭者的風眼，打從去年11月中大保衞戰開始，獨裁者一直念念不忘整治校園，山城岌岌可危。中大畢業的獨立紀錄片導演馬智恆當日也身處母校，用攝錄機記錄了連天烽火。一年過後，他希望以紀錄片呈現參與者的複雜心理，梳理被遺忘細節，原本打算發起眾籌計劃，卻遇上港台節目《鏗鏘集》編導蔡玉玲被捕，寒蟬效應之下，團隊決定取消眾籌，但紀錄片還是會拍下去，預計明年11月上映。
記者：陳詠恩
馬智恆曾製作獨立紀錄片《岸上漁歌》和《女實Q》，中大一役紀錄片算是他首部社運題材作品，他另一個身份是兆基創意書院教師。去年11月12日，他從新聞直播中赫然發現一位舊生在中大被捕，決定要回母校幫忙並記錄。
「成個運動好多人講理大圍城，暴力程度好高，好多人將焦點放喺嗰度，但中大係開始，不過冇乜人有心機整理返中大同理大個關係。或者中大點解演變成咁，同成個運動有乜扣連？」馬智恆認為既然可見的將來，香港都不會有獨立調查委員會，民間記錄的角色就更顯重要。他與公民媒體誌傳媒主編關震海合作，誌將於明年1月出版一本50人訪談特刊《中大之役》（暫名），當中訪問中大人和非中大人，馬智恆再從特刊尋找部份人選再深入拍攝，結合去年中大一役片段，明年11月推出紀錄片。
二人均不諱言，無論是特刊還是紀錄片，記錄的並非只是革命浪漫一面，亦有陰暗面，尤其由中大到理大事件發展急速，「現場見到嘅真，同事後反省嘅真，係兩種層次」，馬智恆相信經過一年沉澱，當時人能以較冷靜角度回顧事件，紀錄片能呈現複雜的內心世界。
漫天烽火之下，馬智恆認識不少前線抗爭者，發現有別於理大抗爭者出現的心理創傷，中大示威者所面對的，是同路人分化或無法達成共識的創傷，令人意興闌珊，「所謂中大人係咪真係咁仆心仆命保衞校園家園呢？其實未必係，好多人留喺宿舍食花生，或者留係office鎖咗門唔出嚟，唔畀人入，或者定好多規矩，又話你唔係中大人，唔可以入呢度嗰度，食飯又分中大人同非中大人，中大人有得食，非中大人冇得食。呢啲位見到大家唔係好團結狀態，所以啲付出好多、為運動犧牲好多人嘅人就會諗，我喺度為乜，所以淡然退出。」
誌傳媒主編關震海甚至發現，當日有從未在遊行出現的和理非，甚至所謂「中間派」，都毫不猶豫衝回中大守護母校「食催淚彈」，好奇究竟是甚麼挑動到其神經。馬智恆說，部份參與中大抗爭者是擔心六四事件重現，但有更多人因為別的呼召而去。他舉例說，曾訪問一位曾非洲採訪童兵的中大教師，當晚曾去二號橋參與調停，「佢去二號橋唔係驚六四重演，而係提醒咗佢去非洲採訪時見到啲童兵嘅經驗，戰地見到啲細路仔拎住支槍去殺人，佢喺中大坐電單車令佢諗起以前喺非洲坐電單車採訪經驗。我覺得每個人喺運動中都有佢嘅記憶，唔可以簡單化為一種論述。」
由於部份受訪者經歷不能以真實畫面表達，馬智恆打算在製作動畫為紀錄片補白，動畫所費不菲，原本打算11月眾籌製作費，但因為早前港台節目《鏗鏘集》編導蔡玉玲被捕一事，他認為現在政府根本不是依法辦事，與律師和團隊討論後，決定慎重起見，惟有取消眾籌，另尋出路。
反送中至今的記錄工作，從來都一波三折，回想去年10月13日大埔一次警民衝突中，馬智恆身穿黃色記者背心拍攝，被警方截查，並質疑是「假記者」，又警告可能會控告他非法集結。他解釋當日穿身黃背心，只是讓示威者和警方辨識他在工作。
當日警方更聲言只有擁有記協證的記者，方可在場拍攝，又斥喝他沒有特權在該處拍攝，「香港法例都冇唔畀喺嗰度（行人路）拍嘢。咩叫冇特權拍嘢？即係佢假設警察先有特權做任何嘢，其他人冇特權，但一個法治社會，冇所謂特唔特權，係講緊合唔合法。佢成套思維彰顯緊警權好大，去到一個特權地步，呢點已植根喺所有前線警員心入面」，他更沒想到一年過後警方龍門再搬，指要在政府新聞處登記的媒體方能採訪拍攝，進一步剝削公民採訪權利。
現場拍攝受阻，放映亦一波三折。早前紀錄片《理大圍城》在藝術中心公映前兩小時，突然遭電檢處評為三級，並強制加上聲明字句，指稱內容「未經證實或有誤導成份」，所呈交的光碟交還予製作人更變成碎片。即使影片大受歡迎，亦沒有商業戲院願意放映，只有香港藝術中心古天樂電影院等極少數地方能放映。
記者問馬智恆會否為了在大銀幕公映而依循此方法送審？他說會照樣進行，試試水溫，「做創作都係想用最佳畫面、聲音同人溝通，戲院cinema setting可以令你用少啲對白講到一啲感情，如果係一個有干擾的情況下，你要多啲人講嘢先可以同觀眾溝通到，戲院可feel到好靜嘅聲音，作品引發更深層感受」，只是礙於現時商業影院政治考慮，製作人才無奈退而求其次，到小書店、放映室，甚至街上放映。
誌媒體亦另外製作了一套長達160分鐘的中大保衞戰紀錄片，並已於本月19日在中大放映。關震海認為《理大圍城》前車可鑑，相信其作品送審亦不會有例外，斷言不會任由電檢處魚肉，寧可取小眾市場，在社區放映，同時計劃在海外放映，首個試點是12月初在日本「東京國際紀錄片節」放映。
當《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相繼入圍台灣金馬獎及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已證明反送中紀錄片在國際影壇備受肯定。「你越打壓，作品就會喺國際影節市場上越有道德光環，我哋香港作品不嬲喺國際影展都好難同人競爭，人哋咁多悲天憫人故事，又戰爭又難民，幾時輪到香港？呢件事就唔同，政治打壓令香港作品可以走出去」，馬智恆說，又反問政府是否要繼續以這方式打壓。
關震海說，2019年後，日本以至國際片商都對香港紀錄片產生興趣，記錄者應放眼海外市場，「一套戲係外國播，係咪就等於顛覆國家政權，勾結外國勢力，係咪咁容易就扣上呢個帽子？門檻係咪咁低？其實你都唔知條紅線，咁你估嚟做咩？我希望明白全世界紀錄片發行同遊戲規則已唔同咗，先了解咗先，然後先去驚，唔好未去了解，又話電檢處搞我哋，亦唔好覺得呢個係好大抗爭，你再拍先係！……放映係一種力量，台灣戒嚴時期農村都放映李小龍嘅電影，踩住架單車發電，呢種係力量，係自由伸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