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向來尊師重道,上至皇帝貴族,下至販夫走卒,都曾留下尊師的故事和傳說。中國曾在十年浩劫期間把教師等知識分子打成「臭老九」,開放改革之後,於1985年把9月10日定為「教師節」,為知識分子平反;香港九七回歸後,依樣畫葫蘆把同一天定為「敬師日」,以示對教師的推崇。想不到,到了2020年,香港的教師竟然再次變成政權攻擊的對象!
攻擊教師不外兩大原因。其一,反修例運動以來,市民反政府的情緒高漲,但官方一直不肯正視政府漠視民意、警方濫暴濫捕的過錯,卻把一場跨階層、跨世代的社會運動簡化為一場青年反政府的運動;而青年之所以反政府,乃是教師「荼毒」的結果云云!如此一來,教師就成了代罪羔羊。
其次,當權者希望控制人們的思想,便想控制傳媒與教育。新聞界(如香港電台)和教育界同時成為重點攻擊的對象,絕非偶然。而這種攻擊,往往結合了官方和建制派「民間」力量,令情況更加嚴峻。
建制派圈子包括梁振英、工聯會、左派報章、網媒、臉書群組等等,他們推動和組織舉報,到教育局投訴,在網上起底,在報章及網上口誅筆伐,有時還會組織群眾寫電郵、打電話到學校去,令學校不勝其擾。據我們了解,舉報人大多匿名,往往是揪住某位老師在網上平台的片言隻語,或者在網上流出的一兩份學校宣傳品或習作紙,不管有沒有真憑實據,都會寫電郵到教育局去投訴,務求令學校和老師「一身蟻」。
梁振英、建制派議員等人在組織舉報之餘,更以家長知情權為由,大力要求教育局公佈被投訴教師的姓名,以達到羞辱(name and shame)的效果。梁振英便曾逕自公佈一批聲稱是從媒體搜集得來的教師名單;最近更在接受港台訪問時聲稱會向學校興訟,企圖製造恐慌。他更多次援引英國的制度為例,宣稱英美等先進國家都會公佈犯事教師的個人資料,甚至不惜狀告教育局,以此向政府施壓。然而他只說其一不說其二,英國制度是一個法定程序,在調查結束,表證確立,進入聆訊程序之後,才會公佈與訟人士的個人資料,根本不會像他要求的那樣,隨隨便便胡亂公開個人資料。
建制派圈子敲鑼打鼓,目的是要製造一種恐怖的氛圍,令學校和教師就範。到目前為止,教育局仍以保護個人私隱為由,拒絕公開被投訴教師個人資料。然而,教育局卻在另一方面,配合建制力量對老師進行攻擊,這就是接受匿名投訴。
建制派圈子組織搜括情報、組織匿名投訴,如果教育局不配合的話,只會白費氣力。事實上,教育局在自己發給學校的指引之中,明令學校不應接納匿名投訴(梁振英推崇的英國制度也不接納匿名投訴),教育局完全應該遵從自己頒下的指引。然而教育局反其道而行,只要是涉及政治的投訴,不管實名匿名,都一律調查,變相鼓勵濫告。
一旦教育局開展調查,相關學校和老師便麻煩了。老師要解釋,學校要寫報告,等待教育局發落。如果教育局認為指控成立,便會要求教師提供一次或多次書面解釋,然後判決,過程極之粗疏。如果「罪成」,便會按輕重發出譴責、警告、勸喻的信件;最嚴重的更會處「釘牌」極刑(取消教師註冊),永久性禁止踏足全港校園!而校方管理層和其他同事,也有可能受到株連!
教育局的整個調查程序並不公允,它異於英國制度,也異於本港其他專業的制度(如醫生、社工),缺乏法定的明文程序,也沒有明確的準則,一切由教育局幾位不知名的官員一手包辦。過程中也不設聆訊,有「釘牌」的老師要求面見解釋也不獲接納。這樣的做法,如何能夠確保被投訴的老師獲得公平對待呢?
就以可立小學的老師為例,主教英文科,但在並非擅長的常識科說錯了幾句話,雖然的確犯了錯誤,但罪不至死吧!教育局對一位初犯者一下子就施以極刑,除了是因為受到建制派窮追猛打的龐大政治壓力之外,實在想不出其他理由了。縱容濫告,隨意濫判,唯一的客觀效果,就是製造巨大的恐慌,令教育界人人自危,擔心寫錯一個字、說錯一句話,為免誤觸地雷,唯有小心翼翼,終日活在自我審查的惶恐之中。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還會繼續散佈這種白色恐怖嗎?
葉建源
立法會教育界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