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全國人大常委強行取消四名立法會議員的席位，民主派宣佈總辭，香港立法機關自1985年以來首次進入沒有反對陣營的狀態。儘管社會討論民主派應否總辭已有多年，到了這天真的來到，卻發現對往後的抗爭路該如何走，沒有太多準備。這次總辭是否意味以後全面杯葛所有制度內的政治參與，社會大眾應盡快展開討論。
回到80年代，隨着《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港英政府逐步開放政治參與，為九七後的「港人治港」作準備，而1985年的立法局選舉則是香港歷史先河。在此之前，立法局議員要不本來就是政府官員，要不就是由政府委任，連立法局主席也是由港督兼任。因此，立法局出現民選議員當時是翻天覆地的改變。雖然他們絕對是少數，但起碼有反對的聲音，傳媒發現原來有「議會新聞」這回事，整個社會一起學習甚麼叫議事論事。
香港的民主政治，本來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首先李柱銘和司徒華從法律界和教育界晉身議會；1991年首次地區直選由民主派大勝，立法局開始建立委員會和聽證會等制度；到了1995年，香港首次出現由民主派過半主導的立法機關。民主派過半不單沒有拖垮香港發展，當時社會欣欣向榮，民主派議員更把握機會通過各種顧及社會長遠利益的法案。例如當年通過的《保護海港條例》，至今仍然在保護我們的維多利亞港。
這個逐步走向民主，讓市民暫時相信未來會越來越開明的改革進程，自1997年7月1日起，卡住了。首先是民主派過半的立法局被臨時立法會所取代。而隨選舉規則大幅改變，民主派在特區的選舉空間大幅收窄，議席數目一直四成上下；有三分之一的否決權，卻沒有過半數的主導權。
持續20多年「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狀態，為民主派帶來一次又一次的分裂。有些議員選擇向政府官員游說政策改變，然而這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在日益兩極化的社會中難獲掌聲。選民眼中民主派難以左右大局，對議員的期望由議政變成發洩，誰人在議事廳罵官員罵得越精采就越有支持。即使來到2016年短暫出現本土派議員，看起來進取，後面的邏輯也是一樣：找方法讓政府出醜。
然而這條把議事廳當作表演舞台的路線，來到了2019年，也走盡了。市民不再滿足於角色扮演，渴望真正的對決：要麼真的奪權，要麼就在奪權的過程中被完全打壓，轉而向世人展示一國兩制的虛偽。今天民主派退出議會，一方面來自中央政府對香港政治的大幅收緊，另一方面也完成了上述的市民期望轉變。
不過，事情還未結束。下一年，道理上還有選委會和立法會選舉。可以想像，政府通過取消參選資格來操控選舉將會更為明目張膽。到時民主派應該還是不應該參與選舉，恐怕又會是一個難題。從以上的歷史回顧，可見民意代表的角色總離不開當時的政治環境，亦可從此路思考接下來的事。
首先，上述的政策游說或政治表演角色，基本上是想也不用想了。先是市民大眾不再認同，現實上也不再存在相對應的政治空間。如果仍然希望參選，則必先和選民立約，定下清晰目標，以免日後出現期望落差。這些目標可以是「為了被取消資格而參選」，通過自身去彰顯政治問顯；要不然就事先聲明當議員只為拿取資源，所有議員津貼全數捐贈公民社會；就算真的要議事也不要再作過多承諾，畢竟今時今日再說「阻撓惡法」已無甚說服力，倒不如僅僅聲明保留席位只為有助取得官方文件資料。這樣明碼實價地參選，可望減少爭拗。
至於搞民間平行議會，恐怕已過了時機。沒有實權就沒有影響力，平行議會必須要能和立法會中的民主派互動才能有意義，否則就變成自說自話、無關痛癢。
最後，由於選舉委員會的實際操作方式和立法會有巨大差別，如何處理應分開討論。以當前的政治環境，通過取得最少601席來選出一個「黃絲特首」，恐怕是天方夜譚。不過，由於最少601票才能當選特首是《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清楚列明的條件，民主派如果只是想多佔位置來增加流選機會，則不用擔心當選後被取消資格，參選仍可有現實意義。
無論繼續參選與否，今天的政治局勢已和過去30多年的模式有本質上的分別。如何走下去，大家是時候想清楚。
梁啟智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