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是傳統自由派陣營的人物，在參議院有多年的外交事務經驗，在強調美國在國際社會的領導地位時，也重視與盟友維持多邊合作關係，換言之，獨斷獨行不是拜登的風格。
美國總統向來在外交軍事方面有較大話事權和操作空間，只要價值觀和方向清晰，單邊主義或多邊主義，本應只是策略的問題。拜登不是特朗普，他的外交和軍事政策，以及對中國、俄羅斯、朝鮮的態度和手法會有甚麼改變，足以影響全世界的秩序。明乎此，歐亞和中東的領袖，大多不等到12月14日美國總統選舉人團投票確認選舉結果，已經紛紛致電恭賀拜登，他們期待拜登回歸有商有量的合作關係，在歐洲、東亞、印太各個地緣政治的熱點重建多邊主義聯盟。
不過，四年前拜登副總統離開白宮的時候，世界已經步入「後美國時代」，所以特朗普的「令美國再次偉大」的綱領份外引人入勝。四年下來，在獨裁政權憑藉民族民粹主義大行其道的今天，連所謂西方陣營中也出現好幾個小霸權，同樣在顛覆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普世價值，大玩挑撥離間破壞團結。如果拜登以為只要自己一復出就可以做到定海神針，一呼百應，撥亂反正，就大錯特錯了！美國想要重返駕駛倉，對盟友就要有清晰的要求，定好first among equals的角色和期望，不能只空談價值觀，更要公平的責任承擔。
民主黨一向強調外交和內政的連結，所以拜登肯定注意到美國國內民情出現的變化。皮尤研究中心今年夏天進行調查，訪問超過1,000名不同年紀和政治取態的美國國民，大部份受訪者表示對中國有負面印象，年紀較大、或報稱立場偏向共和黨的受訪者中，有最多受訪者表示不喜歡中國，而立場偏向民主黨的受訪者對中國的態度同樣一面倒負面。調查指出，大多受訪者不滿中國處理新冠肺炎疫情的手法，同時關注中國人權狀況，超過70%受訪者更認為，即使可能會影響美中經濟關係，美國也應該嘗試在中國推動人權議題。
拜登於今年4月為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撰文，指美國必須以「強硬手段」應對中國搶奪美國和美國公司的科技和侵犯知識產權，北京也會繼續利用政府資助，讓國有企業享有「不公平的優勢」，這些都是歐盟共同關注的。香港去年因修例風波爆發示威浪潮，美國多次發聲批評中國和香港政府的處理手法，令特朗普得到許多香港示威者支持。以拜登的個性，他很可能希望為美中關係營造一點緩和氣氛，不會模仿特朗普的方式進行貿易戰，而會集中在高科技、保護知識產權方面對中國施加限制。至於香港，因為正處於危機四伏的狀態，加上在美國本土也有許多支援香港的聲音，兩黨的基本方針更不會改變。
即使拜登在態度上沒有特朗普般尖銳或針鋒相對，中國將不會「擁有美國」。這不是因為我們信拜登，而是因為我們信民主制度的邏輯。一場選舉的結束，其實是下一場選舉的開始，不論最終是特朗普或是拜登，今次投票率創新高，而當選的和落選的都獲得有史以來最高票數，共和、民主兩黨勢均力敵，兩極化的格局已成定局，未來四年誰也說服不了誰。唯獨在外交政策上兩黨有最穩固的共識，拜登怎會在這自找煩惱？
因此，拜登不可能再走綏靖主義的路，再用早已認定為失效的所謂人權對話，或期待西方文明的軟實力可抗衡中共的銳實力。其實，拜登的競選團隊早已知悉美國公眾、以至共和民主兩黨對中共態度的轉變，也讓拜登覺醒過去的處事手法已不能回應中共對美國盟友的威脅。今天兩黨在香港、新疆的問題、對台灣的態度，以至針對中共在美國的統戰伎倆等議題，已經有強烈共識。在香港問題上，在共和民主兩黨聯合推動下，國會通過《香港自治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針對香港和中國官員實施制裁。只要拜登尊重兩黨的共識，制訂政策時肯定國會在外交事務方面的貢獻，欲採取更強硬的措施回應中俄的挑戰，就有望事半功倍。
美國政局當然也有令人憂慮的地方。政治撕裂、鷸蚌相爭，漁人得利。世界各地野心勃勃的獨裁政權樂見美國因為疫情和經濟自顧不暇，更樂見民主制度核心價值溶解，如果內政的分歧波及外交事務，繼而削弱兩黨共識的話，他們就可以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就為所欲為。
陳家洛
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比較管治及政策研究中心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