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著名歷史學者王賡武教授剛出版的兩大冊中文版自傳（第二冊與夫人林娉婷合寫），禁不住咀嚼《家園何處是》這個書名（兩年前的英文版叫《Home is not Here》）。Home譯作家園固然有考量，把「是」字放到最後只怕花了更多心思，有點像提問，感覺似陳年威士忌般餘韻悠長。再想想，「家園何處是」這一問此刻肯定切中不少港人的心情。
王賡武教授沒有從1930年在荷屬爪哇島泗水出生說起，而是把時間點推前先談談父母的家世及如何到南洋開拓新生活。對王賡武來說，父母去國對他的人生選擇影響至大，一方面讓他在年少成長時代避過中國內地的動盪，另一方面讓他見識到大英帝國管治並接受多元民族文化洗禮。在怡保成長的他有馬來裔、印裔、斯里蘭卡裔的同學、朋友，還有來自中國其他省份特別是廣東、福建的鄰居。來自江蘇家庭的他，起初根本聽不懂別省華人的說話。這些閱歷不但對他閱讀身邊的變遷以至歷史版塊移動有幫助，也令他對以語言、種族、宗教為本的身份政治問題有特別的體會以至戒心。
王賡武在書中細數親歷的大時代：日軍閃電佔領馬來亞、新加坡，華僑如何在日治下逃難與苟活；馬來亞從英國殖民地邁向獨立的驚濤駭浪包括馬共發動的游擊戰；還有，原是馬來西亞聯邦明珠的新加坡如何在最後一刻被踢出局，被迫獨立建國。王教授還見證了東南亞地區二戰後怎樣被納入冷戰體系，美國如何透過學術、文化網絡栽培，吸納當地學人、文人，快速取代日落英國的位置與影響力。
其實，王教授父母移居南洋本是權宜，去國多年仍心繫中國，不僅從小提醒王賡武將來要回鄉回國效力，還身體力行在抗日戰爭勝利後把他從怡保帶回老家江蘇，讓他入讀南京中央大學，好讓他成為戰後重建中國的樑柱。但不到一年光景，他父母就因為適應不了天氣寒冷與生活困難而回到馬來亞重投華文教育工作，王賡武則留下來繼續大學學業。
沒過多久國共內戰吃緊，江南、上海地區動盪，王的父母勸他回較安定的南洋繼續學業，還動員內地親友鼓勵王避亂要緊。結果在回國不過一年多後，王賡武就離開中國，重拾僑居國外之路，也跟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帶來的巨變、動盪擦身而過。
以一個歷史學者來說，錯過中國大陸的空前變局可能有些遺憾，但也因為及時回到南洋，王賡武避過了幾十年的政治震盪與鬥爭，成就了自己搞學術研究的志業。要是他執意留下來成為中共治下的大學畢業生，只怕華僑背景、海外關係全成為政治包袱，非但不可能繼續學術研究，還可能被打成黑五類，下放到農村以至北大荒，斷送30年黃金歲月。
王賡武在自傳中沒有特別提1949這年頭，但從他往後的種種機緣：順利在新加坡、英國完成大學及博士課程，以東南亞新銳學者之姿穿梭哈佛、耶魯、劍橋、普林斯頓等著名學府，還可以潛心在澳洲研究有興趣的歷史課題，精進學問。1949年一個去或留的決定對個人際遇影響之大只有回首之際才看得真切。
王教授親歷的歷史驚濤多，有時還是歷史變動的局中人，了解不少來龍去脈；可大家不要期待從書中找到甚麼驚世秘密。在歷史學者眼中，所謂內幕秘密得特別小心處理，因為脫離具體處境披露資料可能失諸公允，造成扭曲與誤會，王教授自不會犯這樣低級錯誤。沒有內幕，書中倒有不少趣味軼事，例如1938年他看了《八百壯士》這齣愛國電影，為英雄喝采之餘又弄不懂為何生還壯士撤退到蘇州河對岸時把守的是英軍。他父母為此花了不少唇舌向他解釋上海租界的由來以至英國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讓他首次朦朧的認識到新舊帝國版塊的碰撞。
從風格、文字看，王教授的自傳跟其他著名歷史學者如Eric Hobsbawm、Tony Judt等相當類似；沒有提出甚麼歷史論斷，倒是一派謙遜，從書名如《Interesting Times》、《Memory Chalet》到文字一樣低調沉實，讀者得細讀才能領會當中歷史韻味。
盧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