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這麼多人欣賞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醫生？
有已退休的高級公務員，早於半年前，就忍不住私底下給了她很好的「成績表」：「她專業、鎮定、不亢不卑、實事求是、不誇張、不講多餘話、數據堅實、不疲累，真正的典範公務人員。」是不是八個項目都A呢？我沒有再問。但那個時候是５月，疫情開始稍稍緩和，老餅前公務員在母親節前夕講笑說：「香港人三個月來見得最多是她，多過見阿媽。」
作為醫療體系的公務員，她的專業形象，就是對疫情數字情況及預防方法，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公開。公開，就是切斷傳播鏈的有效方法。每天向傳媒交代確診個案源頭，或是公開沒有源頭個案的數字，一板一眼，繁瑣細碎，又關乎重要生命。在香港制度崩壞的時候，確保防疫工作不受政治干擾，也很考政治智慧與防守能力的。張竹君在盡責、無聲無息之中，達成使命。
她主持的記者會，無法像宅男看女主播般次次吸睛，也很難讓人次次坐定定留意所有報告內容，但她一天一天的服侍，服侍的，是記者背後所代表的公眾。如果有一絲錯誤傳達，就可能放生一條不為人知的傳播鏈，預防工作，一寸不能失。有時，聽她接受記者詢問個案編號有沒有源頭感染之類的對答，雙方合作無間，一方發放重要數據及解釋情況，一方追問、澄清、傳達。錯，不是沒試過，但她很快於翌日澄清。
她負責發佈資料，需要時加上醫學防護知識，理應沒有很大的爭論。其實，醫生所知的，是天下已有的知識，最重要是，他們明白，他們知道疫情及病人處境，能在專責範圍提供最適切的答案。在感染控制措施上，當有政客在戴口罩問題上爭論糾纏，公開指她不是「專家」，她在記者會上，以common sense去解釋戴口罩的正確方法，還不慍不火補充：「我不是這方面（感染控制）專家。」聽得明道理的人心曠神怡，不用再心煩氣躁加入駁火。
公開解釋政策避免個人化，是公務員所持的原則。交代政策，「無我」而掌握正反論點，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這就是一個專業的政策解釋者。我不敢演繹前公務員對她的上述八大優點，反而，了解公眾對這樣一個「疫情中人」的心理反應，更多姿多采。香港人是把對公共行政的既有價值與品味，投放到對張竹君這種盡忠職守公務員的欣賞之中。她只是履行職責，要通報的盡快通報，要解釋的盡量解釋，私人事務，她永遠能婉轉的用二十種方法令你不好意思問下去。
若果她升遷到一個有政治問責的位置，她處理的回應又會如何？她的處境又會如何？
不要忘記，香港所謂open and accountable的政治文化，扎根很淺。聽過六十、七十年代，不懂寫英文就不能投訴的年代嗎？所謂麥理浩時代，一個惠民時代，但麥理浩正是決心不施行民主制度的前港督。至肥彭九十年代初來港推行政改，在公務員制度引入服務表現承諾，警察、消防等等，要用幾多時間到達出事現場，統統一個一個部門出來交代。"Hong Kong’s political life has developed. It’s developed even in the last 3 years, with the government becoming more open and more accountable."（P. 7， Patten《 Letters to Hong Kong》）。這一種政治文化，有公民權利的意識，且落地在巿民生活之中。而所謂公務應對傳媒的訓練及技巧，源頭是open and accountable的意識、民主的思想。
記得九十年代採訪政府那些rising stars，有時打電話撞手神，能多說幾句，或可多做一篇副稿特寫，寫一點人性化故事，這些都是公眾喜愛閱讀的。訪問有時靠直覺，聽到對方唉聲嘆氣，就順勢八卦為何煩惱？個人問題還是公務問題？對方如果肯回應一下，「啊，咁，其實我有興趣聽你個人問題多一點。」然後，大家就咔咔咔朗笑一番。再然後，聰明的記者，當然不會真的去問個人問題，大家幽默一下，公事，還是要公問，趁關係良好，就多問。政府與公眾利益，真正的攻防，還是在於政策上。
對的人，在對的時間，說對的話。張竹君尊重事實，一切有序。放在今天政府裏，是不是變得罕有而珍貴？所以，大家對眼前一個好公務員，特別關心，特別疼錫。
相信不少人看過流傳張竹君丈夫病危後轉好的訊息，都是關於她要求教會會友代禱的訊息。在公事上忠心服侍的公僕，在私事上，遇到這樣的人生艱難關口，作為一個醫生，她沒崩潰，作為一個親人、妻子，在信仰上，她完全俯伏，一樣沒有把個人放於首位，只是感謝從上而來的「憐憫」。試問，誰不對竹君心軟？
冼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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