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陳虹秀暴動罪表證不成立，其他7位被告也暴動罪名不成立，主審法官頒佈詳細的判詞，指陳當時只是在提醒警方按法例行事，即使有警員感到不悅，「但若要控訴該人暴動罪，本席看不到該人如何會成為暴動的一分子。」當時陳虹秀絕對可以袖手旁觀，但她勇於站出來，提醒警方按法例行事，本應得到表揚，結果反被控暴動罪，這同大陸扶起老人反被控推跌對方有何分別？律政司繼續上訴，誓要釘死她坐監為止，如果我們噤聲，就是好人袖手旁觀，縱容律政司作惡。
是時候介紹《為什麼好人總是袖手旁觀》這本書，原著《Why We Act: Turning Bystanders Into Morals Rebels》，作者是心理學家Catherine A. Sanderson，她用大量心理實驗作佐證，解釋好人對壞事袖手旁觀的原因，也提出改變的方法。實驗證明好人也會出手傷人，其中最早也最知名的一個出自耶魯大學的史丹利．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他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人會不會因為權威人物的命令而對他人強加痛苦？因此他設計了一個實驗，以了解促成納粹大屠殺的心理過程，因為參與大屠殺的共犯聲稱他們只是服從命令，結果造成了大災難。心理學家發現人是傾向遵從權威命令，關鍵因素是他們深信不論有何負面後果，這個權威人物都會代他們承擔責任，作惡後可以免於受罰。香港警察集體隱藏編號，就是免於受罰保護罩，並且是得高層權威認可。陳虹秀在現場不斷用大聲公提醒警員要守法，正正令他們感到不安，因為警察犯法也同樣被起訴。
納粹政權的殺傷力之所以如此強大，許多案例都顯示他們很認同法西斯主義更宏大的社會願景與使命。作者認為我們被鼓勵做明知不對的事，通常仍會拚命附和，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情況是一點一滴地趨向極端，令我們很難下決定停手，這種溫水煮青蛙令人難以認清問題所在早早抽身。香港警察的暴力行為何嘗不是一步一步走入深淵。
本書解答旁觀者面對惡行不作為的原因，作者指出身處人群時我們傾向不作為，行動如果顯得較不起眼，我們就會減少出力，當我們的努力會與旁人結合，我們就會降低自身貢獻，這種傾向叫做社會賦閒（social loafing）。這就是「三個和尚冇水食」的道理。袖手旁觀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們不清楚出了何事，擔心別人批評我們愚蠢或反應過度。心理學家稱這種現象為評價顧慮（evaluation apprehension），越希望得到集體認同的人，越怕行動出錯受集體嘲笑或排擠。敢於挺身而出的人，心理學家把這些展現道德勇氣的人稱之為道德叛客（moral rebel），他們堅守原則，即使情勢逼切要妥協，也會拒絕服從，不願保持沉默，不會順從了事。這些堅持信念行為即使引致負面社交後果，他們也在所不惜。道德叛客有共同性格特徵：普遍自我肯定，擁有高度自尊，信任自己判斷力、價值觀和能力。這些特質幫助他們抗拒「從眾」的社會壓力，更重要是道德叛客相信行動會有意義，可帶來改變、左右局面。
作者認為這些特質是可以通過後天培育得來，包括家長、老師應教導那些曾展現道德勇氣的典範人物，其次是要培養同理心，學習多了解他人觀點，並多些和觀點對立的人交談。作為有影響力的人，要多幫助別人了解「沉默」的代價，並說服他們行動會有作用。
陳虹秀挺身而出的故事，在香港值得要更多人認識。
劉細良